2021年已接近尾声，新的一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压力，又存在怎样的机遇？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大计。
当“稳”字成为这次会议的关键词，对明年的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会议提出的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怎样解读“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新发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为全面理解明年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区域政策、民生政策、资本市场走向等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向松祚。
三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了当下的经济形势和明年的经济部署，勾勒出了202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
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能否展开分析一下这“三重压力”？
张燕生：新冠疫情打击最大的是需求，消费、投资、生活性服务业、个体工商户都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整体经济恢复的不错，但受疫情打击比较大的部分，恢复较为偏软。比如说，直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消费、投资的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3.9%和3.8%，明显低于潜在的消费和投资增长。到现在为止，个体工商户还是大幅度萎缩的情况，我们能看到很多地方的店面是空的。
“供给冲击”在国际上有三大表现：第一，供应链中断；第二，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第三，缺工缺芯缺柜造成供给短缺。国内供给冲击的突出表现是煤电矛盾，事实上中国既不缺煤也不缺电，但今年下半年大家看到的是又缺电又缺煤，这是不缺产能缺生产意愿。所以，“供给冲击”一方面受到西方国家宏观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对我国产生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煤电矛盾，是我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各项改革举措不配套形成的供给冲击。
所谓“预期减弱”就是指，国内外投资人和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的看法分歧大，导致不确定性风险上升。202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收官之年，以解决绝对贫困为标志，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时代收官了。2021年是开局之年，代表着新30年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局。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转换，这种转换会让中国在很多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比如说对教培行业的治理调整、平台经济反垄断加强监管、实现共同富裕等。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人们一定会产生方方面面的不理解。所以我认为“稳预期”是稳字当头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告诉大家，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前景和机遇挑战。
图源：国家统计局
丁一凡：今年中国的需求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需增长，我们的出口最近几个月连续增长20%以上，这是疫情造成的。由于国外生产能力下降，只能从中国进口来替代。但是明年我预计外部环境会有所好转，外需相应会减少，所以就有了“需求收缩”的判断。
“供给冲击”是因为我们原来在供给方向的改革，现在还有一些瓶颈，没有那么快实现增长。“预期减弱”则是指，大家的投资意愿和方向没有那么明显。预期减弱你是能感觉到的，比如说，你现在做个调查问卷，不会有那么多人回答你说明年会有投资高潮，我要拼命投资。
因供应链瓶颈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美国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供不应求
向松祚：我认为这“三重压力”是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经济非常务实的判断，这一判断也是我们未来制定一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应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是“需求收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3.9%，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增速，基本上只有前些年一半以下的速度。
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疫情冲击。疫情冲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餐饮、娱乐、体育、旅游、运输等行业的需求都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就业不理想。一方面，现在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很多行业也在裁员收缩。当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没有稳定预期的时候，肯定会减少消费。
第三个造成“需求收缩”的原因是，过去我们的房地产增长太快，很多居民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买房的负担太沉重，所以收入用来消费的空间确实很小了。
第四个原因是对未来的预期。根据经济学理论，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了现阶段的消费。疫情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谁也不知道，加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所以自然很多老百姓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并不乐观。
“供给冲击”首先也是受疫情影响，因为疫情不仅对中国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更大，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整个生产的平稳运行。
第二个原因是，疫情之后，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这对很多行业的产业链造成重大压力，上游的价格上涨，慢慢会转化到对商品下游的影响。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成本上升，它最终会转化为整个经济的通胀。
“供给冲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些制裁、打压、出口管控等等。客观上，对很多企业包括上下游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预期转弱”综合了前面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的两大因素。现在不管是普通消费者还是企业家，对未来的前景和预期都不是非常乐观，有些预期甚至可能是悲观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用的“需求转弱”，这个判断是非常客观而务实的。
10月26日，中远海运美线直客特快专线首航山东港口青岛港 图源：视觉中国
向松祚：关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除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三重压力”之外，我认为还有三个严峻挑战。
一是金融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大量企业利用高额负债进行资产盲目扩张，像海航集团，恒大集团就是典型例子。企业大肆借债，依靠高杠杆盲目扩张，最终的金融风险却是由整个金融体系和社会承担，对整体经济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这个教训是非常沉痛深刻的。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深刻反思，一个企业为何能够借这么多钱？我国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监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二是很多核心技术面临持续被美国及其盟友卡脖子的困境。现在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里面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美国正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控。突破被美国卡脖子的困境，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同时改革我国的教育科研体系，真正激发企业家、科学家、思想家的创造力，建立起能够真正保障科学家、思想家自由独立研究的体制机制。
三是要高度重视并切实想办法解决虚假就业或者非生产性就业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重大问题。所谓虚假就业或非生产性就业是指，表面上看就业了，有工作、有工资，但实际上这种工作并不真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不真正创造财富和社会价值。
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里面就明确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政府的所有工作本质上都是非生产性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极其庞大，大部分人都去当官或公务员，那么谁去创造财富呢？谁去创业去开办企业呢？
今天，我国各种虚假就业或非生产性就业日益增长，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一些政府部门人浮于事，叠床架屋，新的政府部门不断增加，各种半政府机构不断涌现，吃财政饭的机构和人员越来越多。这类问题需要被重视和解决。
技术人员正在赶制订单产品，全力冲刺四季度 图源：IC Photo
观察者网：面对“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个“稳”字的定调，对明年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能否展望一下2022中国经济？
张燕生：美国11月份的通胀率是6.8%，是40年以来新高；欧盟是4.9%，是25年以来新高。40年是什么概念，货币政策要回到1980年严格反通胀的宏观政策以前的时代。美联储主席原来说通胀是暂时性的，但现在已经改口了，这就意味着通胀的形势至少会贯穿明年全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明年美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会趋于紧缩。
全球有两个经济引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今年美国靠超大规模的刺激，需求很强劲，但是它和全球一些主要国家的供给跟不上，因此带动了中国出口强劲增长，前11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22%。而明年，当美国和欧洲的通胀率扶摇上升的时候，它们一定会采取紧缩政策，因此明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外需，可能会趋于减速。所以我们要靠内需来顶住，而内需的核心问题就是消费和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稳健就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效就是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操作性和管用性。
对于财政政策来讲，要更加注重效能、更加注重精准，要保持财政支出的强度等等。今年，由于中国靠内生动力走的不错，因此财政政策没有提供非常强有力的支持，比如说，专项债就没有按照预期进度发放，而明年不管是对专项债，还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包括地方的转移支付、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等，财政都会提供非常有利的支撑。
货币政策强调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事实上，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很多行业的问题都和银行手段有关。所以，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一些目前看有风险的行业，就能在稳中求进里渡过难关。
另外，会议还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因此，明年中国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对明年的预期应该很有信心。
丁一凡：“稳”是一个比较保守稳妥的判断，提出“稳字当头”就说明，明年大概率不会出现很大的增长。当然也不能排除明年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比如说国外的情况还是很糟糕，明年的外需还在继续增长等等，这些也不能完全排除，但一般来说不太可能。
由于去年的GDP增长只有2.3%，所以今年GDP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我觉得应该在8%左右，但明年就不可能这么快了。我认为，明年GDP增长应该在6%左右，因为我们明年要完成的一些事情会带动投资增长。
向松祚：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可见最高决策层对明年经济的判断是，能够稳住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2022年能够和今年持平，那就相当不容易了。
基于会议对中国经济“三重压力”的客观判断，我们可以看出明年的经济应该比今年困难，形势更加严峻。今年三季度GDP的增速是4.9%，现在很多人预测，四季度可能比三季度还要低，明年也许比今年整体的情况还要低，也就是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会加大。
视频截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观察者网：我们该如何解读会议提出的“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张燕生：实际上趋势国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下一步美国会采取紧缩政策，外需可能会下降。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当美国加息的时候，资本可能开始回流美国。
所以，“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就是指，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外溢效应还没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有一些预防措施。
但是稳是大局，明年的政策还是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所以在“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这句话之前，特别强调了“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丁一凡：“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就是指，我们决策者的政策制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事先想到后果。如果前瞻性不够，事情来了再突然想发力，就会有点手忙脚乱。比如说，央行决定于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这就是政策走在前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还没有明显地需要刺激需求时，就已经在做出行动了。
向松祚：会议提出政策要提前发力，首先说明在“三重压力”叠加之下，我们的经济形势很严峻。第二，政策具有滞后效应，你现在开始做投资和规划，由于行业和地区的不同，它在经济上产生效应可能要几个季度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稳住经济，政策就要提前。
观察者网：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哪些状况属于资本的“野蛮生长”？这个“红绿灯”又应该怎么设置？
张燕生：我认为，关于资本的表述可以说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之一。我们要引导资本走上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正路，而不是野蛮生长、唯利是图的歪路。
资本逐利是它的天性，不可能改变。但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公平竞争。你可以爱财，但不能追求垄断，追逐市场的支配性地位，最终导致不公平竞争的结果，这样是肯定要“开红灯”的。资本有时候对反垄断不太能接受，但我觉得，从公平竞争的角度，从完善我们公平竞争环境的角度出发，资本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资本的逐利不能破坏绿色发展，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态和地球。绿色发展对资本来说意味着成本增加，它要在治理污染方面研发更多技术、购买更多设备、投入更多管理，很多资本是不愿意的。对于它们来讲，绿色发展具有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就是说，我跟你签合同，把东西卖给你，这是我们两个的市场交易。而我生产过程中对第三方，比如说大气、环境、资源等产生的破坏，跟你我没关系，而是跟第三方有关系。而第三方又没有付我钱让我治理污染，那我凭什么要治理？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法律强制，资本一般不会愿意为绿色发展付钱。
第三，资本应该有社会责任。首先资本要善待员工，让员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次资本要善待社会，要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作出贡献，比如当地的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基础养老、基础设施、公益性活动等等。我们讲第三次分配，实际上很大程度就是在讲资本对社会的贡献。
这三个方面都是资本应该做到的“自律”。而“绿灯”就是对资本设置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资本要创新，肯定是要支持的。资本发展会创造就业，肯定也要鼓励其发展的。即使是再小的资本，小到了个体工商户，那也是至少养一家人，这就社会就是贡献。
过去我到一些地方去，看到一些小商店的东西卖的很便宜，我就问老板为什么卖这么便宜？老板告诉我，地方政府说，他正在资本积累阶段，要放水养鱼，藏富于民，因此每个月的税收象征性地交一块钱。这样，资本就容易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其实资本走什么路，怎么走，政府的环境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不仅要约束资本，也要约束政府、约束社会，共同营造一个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的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发力。
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 图源：人民视觉
丁一凡：资本野蛮生长就是指在无序扩张下，形成一个巨大的垄断网络，无序扩张最终会造成系统性风险，而这个风险最终是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资本的野蛮生长是不被国家和政府允许的，中国不允许，美国、欧洲也都不允许。
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行动手段还比较有效，西方国家的执行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平台网络的垄断，美国和欧洲搞了好多次了，它们搞不动，因为它们是利益集团政治。
利益集团政治就是说，要是没人给你出钱，你就别想竞选，别想成功。你要想竞选成功，那谁给你钱你就要支持谁，所以他们没办法动这些巨头。
向松祚：依法强化对资本对企业的有效监管，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发达国家几百年积累的重要历史规律和经验。没有严格的监管，自由放任必然导致灾难。对资本实施监管的内容非常多，最重要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厉惩处各种违法非法违规经营行为。
第二，严厉打击各种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内部人控制，捏造虚假财务信息牟取暴利的行为。
第三，严厉打击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为。
第四，严厉打击利用市场地位或垄断支配地位欺诈顾客，忽悠顾客，“杀熟客”的行为。
第五，严厉打击各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盗取他人知识产权，坑蒙拐骗行为。
第六，要严格监管企业负债，避免企业过度负债，像恒大集团这样一个企业负债超过两万亿的案例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这是利用债务杠杆盲目扩张或野蛮生长的典型，最终给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巨大风险。
观察者网：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述财政政策时指出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而今年改变为 “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今年还提到了“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等等，对于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您有何观察？明年会不会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大年？
向松祚：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学上来讲，可以理解为“直接的政策”和“间接的政策”。所谓“直接的政策”是马上能够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政策，主要就是政府投资。所以，财政政策是非常直接的政策，特别是用财政资金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是非常直接的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说明了财政政策的紧迫性。
我们通常讲有三大类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政府能够直接发力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些国有企业能够直接发力，因为国有企业本质上能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政府可以直接让其投资。
我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在我们整体的负债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虽然有空间，但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理想。一方面，我们的财政在有空间的情况下也不能大规模地搞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经济学也一再证明，政府投资对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有限的。尤其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在整个投资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要想办法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因为在制造业的投资里，民营企业的投资占比超过80%，房地产投资也是民营企业占的主体。
所以，明年可以肯定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的年份，也可以讲是一个“大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投资可以撑起整个经济的增长，可以稳住整个的经济增长，它所起的作用重要但有限。
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是科技创新和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企业家精神与活力的勃然爆发和持久发挥。因此，要稳增长，实现持久增长，必须从更基本的政策出发，尤其是如何妥善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观察者网：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货币政策相比，会议对货币政策描述由“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转为“灵活适度”；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等内容去年也未提到。对此您有何解读？
向松祚：无论是从M2（广义货币供应量）还是从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来看，这些年我们的货币政策总体是比较宽松的，至少不能说是一个趋紧的货币政策。
我认为，现在货币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从总量上我们不能再过度依靠货币和信贷的宽松，因为现在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合理适度”，我认为是希望货币政策能够结合信贷政策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和宽松，“合理适度”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合理适度。
也就是说，货币政策要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让信贷资金能够流入到我们希望鼓励、支持的行业里去，而不是搞货币政策的全面普遍宽松。以房地产信贷政策为例，虽然降准，但是对于大多数高负债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它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获得信贷。
但是，我也认为，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包括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的效果有限，它的负面效果必须要高度重视。
观察者网：这次会议在区域政策领域强调，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将迎来重大政策利好？
张燕生：我相信肯定会是这样。真正的利好是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找到走出东北发展困境的新思路，从而帮助这个区域东北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样才是资源最大的利好。
丁一凡：中央连续好几个5年计划都在想办法帮助东北振兴，但近年来东北经济并没有很大起色，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问题。
东北的是最早搞工业化的地区，它的基础设施很好；这里过去的人力资本也非常好，有很多的技术工人、工程师，还有很多高校。它本来应该什么都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东北的人口外流非常显著，这样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我觉得东北首先要解决治安问题、扫黑除恶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出台一些鼓励政策，把人才吸引过去，或者把当地流失的人才吸引回去。
观察者网：会议要求，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您认为“保就业”的关键是什么？
张燕生：我认为，“保就业”的核心是就业优先。新冠疫情打击最大的是需求、生活性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三个方面都和就业直接相关，所以我认为“就业优先”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些受疫情打击最大的弱势行业、弱势人群、弱势领域的困难。
第二，要解决明年1076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大学生就业特别困难，能够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领域首先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像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咨询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比如说像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等等都是能够容纳大量的白领、金领的工作岗位。这些都是人才密集型行业，而它们的发展需要城市是宜居的、绿色的、开放的、智慧的、包容的，所以国家对都市圈、都市群的发展特别重视。
第三，要解决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这是被新冠疫情打击最大的部分，下降了六七百万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劳动技能不适应未来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的社会。所以，我认为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终身教育对解决这种结构性失业特别有效。
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德国做的是比较好的，他们让一半孩子接受知识性教育，另一半孩子接受职业教育，这样一来德国的制造业实力就非常强大。现在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反映，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短板就是缺少合格员工，缺少接受过职业教育，愿意到制造业、实体经济工作的人。
2021年4月，山西太原大型线下招聘会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在微观政策方面，这次会议专门提出，要强化契约精神，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目前，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处于怎样的状况？这一要求会对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向松祚：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重契约、守信用的品德有很大提升，但是总体而言，契约精神依然比较缺乏，对知识产权不够尊重，恶意拖欠，蓄意盗取他人知识产权，蓄意或者内外勾结逃废债行为时有发生。
从很多企业目前应收账款账期看，拖欠行为比较严重。有银行行长告诉我，经常早上起来上班就接到企业电话，不再按时还本付息了。应该依法强化契约的履行，强化《破产法》的实施，对于恶意逃废债行为要坚决依法追责，并处以高额罚款。
观察者网：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意味着什么？是否会出现新股大规模上市？
向松祚：我认为，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是资本市场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它本身并不能造成高质量的上市公司。
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之后，更重要的是要完善退市的机制，让资本市场能够真正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基本格局和机制，未来有可能筛选出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
观察者网：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初级产品及其供给保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多大的重要性？
张燕生：初级产品第一个就是农业，整个第一产业都是初级产品；第二是能源和矿业，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等，这些产品关系到国家安全。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农业上还是比较劣势的，只有靠科技进步，靠经济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而像铁矿石、石油这些东西就必须要两面下注以对冲风险。
两面下注的方法是一种经济上的策略，比如说你是买方，你在卖方那边有权益，这样就比较安全。但是如果出现卖方不卖给你的情况，比如说你被列入实体清单了，就必须自立自强。虽然这是极端情况，可能涉及的是政治原因，但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
丁一凡：这是一个跟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的初级产品已经无法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了，比如说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产品是石油，我们的石油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进口。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保证像石油、铜矿石、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供给，比如说我们在建设自己的期货市场，像棉花市场、小麦市场、大豆市场、煤炭市场、石油市场等等。
我们需要慢慢把这些市场做好，让这些东西人民币交易，大家都愿意到这里来交易。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国际期货市场，而国际市场都是由美元定价的，美元汇率不稳定的话，就造成初级市场价格的不稳定。这就是国际经济问题了，不是国内想解决就能解决的了的，所以我们在努力促进国内的期货市场建设。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初级产品进口国，按道理，我们有能力让自己国内的初级产品市场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以人民币为定价的市场。美国当年就是这样，最开始初级市场也不在美国，在英国欧洲这些国家。美国崛起的时候，就在纽约、芝加哥慢慢培养自己的市场，慢慢以美元定价，最后美国成了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市场，美元是最大的定价货币。
这是一步一步做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中国是最大的初级产品用户，最大的进口商，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断把本国市场做成全球最稳定、最大的市场，那时候我们初级产品的供应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