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0年，是中国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徙”，也是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
统计年鉴显示，1952年，重庆的户籍人口达到1776.52万人，是我国第一个千万级人口大城。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有1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
未来，这一数量有望进一步增长。比如，今年4月，昆明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昆明“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左右。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宣布2025年人口突破千万的城市，包括南京、长春等省会城市，也宣布人口到2025年要突破“千万级”。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千万级人口城市“扩容”速度加快的背后，是省会城市对人口吸纳能力的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降低，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省会这些能够享受政策优势和更多投资的地方，吸引了很多人口流入。
省会人口持续增长
“十四五”时期，我国“千万级”人口大城的数量，很可能将快速增长。
比如，昆明“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左右。
今年4月，南京市发布《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成为常住人口突破千万、经济总量突破两万亿元的超大城市。
今年5月，长春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要将长春建设成为常住人口超1000万、经济总量迈向万亿的特大型现代化城市。
甚至还有城市已经提前完成“千万级”人口目标，这就是长沙。今年1月被长沙市“两会”审议通过的《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25年，市域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人。但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长沙已经成为千万级人口城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很多宣布2025年人口达到1000万的城市都是省会城市。此外，不仅仅是昆明、长春等准备“撞线”千万级人口的省会城市，还有不少省会城市也提出了人口增长的目标。
比如，南宁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将南宁建成城区常住人口超500万的特大城市。杭州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总量在1370万人左右；到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500万人左右。
为何省会城市如此有信心？
从过去10年来看，我国的省会人口的增速，是所有城市中的“明星”。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2010年总人口为643.2万人，到2020年达到846.01万人，增速达到31.53%。需要注意的是，近10年来，云南省的常住人口增量为124.33万人，增速为2.7%。如果扣除昆明的常住人口增量，整个云南省的常住人口是负增长。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四川成都、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省会城市上，也就是省会的常住人口增量，在过去10年超过了全部省的常住人口增长。这意味着各省区的省会（首府）成为最重要的“人口吸纳器”之一，吸引着本省乃至外来人口的进入。
“我国此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外贸拉动的，因此像温州、东莞这些城市发展较快。但是现在城市的发展逻辑已经改变，省会城市的发展优势凸显，因为一方面省会能够享受政策优势和投资倾斜，另一方面吸纳更多省内其它地区人口进入买房，也使很多省会城市的财政充裕，可以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孙不熟说。
“千万级”人口城市扩容
对省会城市来说，吸纳很多来自省内其他地区人口，是整体人口增长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省会的做大，刺激了整个中国千万级人口城市的扩容。到2020年，已经有成都、广州、西安、苏州、郑州、武汉、杭州、石家庄、长沙和哈尔滨等10个省会城市，人口突破1000万。未来，全中国18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数量，将会进一步提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人口格局此前有一个悖论，就是喜欢把农村人口引流到中小城镇，但是中小城镇最缺乏的就是就业机会，一流人才往往不选择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而是选择北上广深或者省会这类大城市。
“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就业机遇，让人们先进来求生存谋发展，如果农村人口求生存的条件都没有，他是不可能进城来的。”王太元说。
孙不熟认为未来5到10年，以省会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还会进一步增长。“现在大部分省会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还没有达到巅峰，很多省会城市会继续提升首位度。”
以云南昆明为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昆明的常住人口达到846.01万人。如果到2025年总人口达到1000万，那么2020年到2025年，昆明总人口的增速需要达到18.2%。
“很多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需要进一步提升首位度，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聚集效应。如果云南这样的省份没有一个真正发达的大城市，那么如何提高发展质量，如何发展自身高精尖产业？没有足够的城市规模，很多产业是做不了的。”孙不熟表示。
不过，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省会城市为重要代表的大城市，自身的压力也在增长。
王太元指出，相对有劳动能力和发展前途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此时，大城市不仅仅需要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还需要提供各种配套设施，包括儿童的教育，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等都要跟上。
孙不熟认为，随着户籍的进一步放开，省会等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会增加。“因此他们的人口增长也并非没有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