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梦颖
从纸端到云端，17年间，同样曾是四川考生，张敏和小罗选择的填报志愿方式截然不同。
2020年，小罗在志愿报考APP的帮助下，成功被福建一所大学录取。而17年前，学校发放的志愿填报书籍几乎是当时的高三考生张敏唯一的信息来源。
多个地区的高考成绩即将出炉，随之而来的将是高考志愿填报的艰难选择。
在新高考模式下，一些地区的考生可选择的平行志愿多达112个。许多家长和考生都像小罗那样，借助互联网、APP甚至人工智能进行填报规划。
十几年间，高耸的信号塔从高原上、深山中拔地而起，互联网给学生与家长们传输了海量信息。但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未来怎么走，依然难以选择。
从填报书到APP
2004年高考结束后，张敏在纸质高考志愿填报表中写下“信息与计算科学”这个对她而言很陌生的专业。
出身于一个教师家族，张敏的外公、妈妈都是小学语文老师，她在选择学校时倾向了师范类大学，但当时18岁的张敏并不想当老师，翻遍那本又厚又重的志愿填报书，参考信息渠道较多的外公的建议，最终张敏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的非师范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那年，全国网民人数不过才8700万人。计算机和网络也并未出现在位于四川“四五线小县城”的张敏家中。
但没过多久，“软件报志愿”悄然兴起。
在高考志愿填报这行，中国高考规划行业联盟会长、计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赵京工作了15年。作为国内利用技术手段帮助考生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先行者，赵京亲眼见证改变。
赵京回忆，2006年前后，更常见的是各种桌面版报考软件。一些家长会购买光碟，插入电脑播放，其中包含关于大学的视频和数据。而当时赵京研发的高考志愿填报软件是需要登录服务器的网络版，家长拿到的是一张包含用户名和密码的信息卡。这种方式在当时还十分超前。
“有个家长就在我们的宣讲会上说我们是骗人的，卖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赵京后来请他到办公室，这位家长拿着卡质问他：“你告诉我这计算机哪有地方能插这卡。”
把填报书电子化是一门技术。当时，仅导入北京的数据，赵京团队就要花费一天半的时间。后来，云服务器、大型扫描仪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的提速，在节省时间、租金成本的同时，也支持软件运算出更加个性化的结果。
2004年北京高校招生联合咨询日，家长在购买高校招生简章（图源：视觉中国）
那时，“会上网”还是一种稀缺的技能，赵京甚至还要派技术人员上门解决家长联网的问题。而最近几年，赵京会收到不少家长的询问。“他们就会直接问有没有APP，手机更方便。你不用再给他普及怎么上网、联网，怎么打开浏览器，然后怎么修改安全级别。”
2020年高考，在距离张敏老家不远的另一座四川小城，高三女生小罗在同学的推荐下使用一款APP去查询院校录取情况。去年，她发挥有些失常，离四川一本线差10分，出分后，她随即开始网络大搜索。
“我有去一些学校的贴吧、微博超话发帖询问具体的分数线，基本都有在校生回复。”小罗说，除了招收分数，她还从这些在校生里了解了许多关于学校环境、住宿条件之类的信息。
“周围很多同学都在用，你把省份、分数输进入，它就会显示你的省排名，再根据分数推荐三个类别的学校。”
在高考前，学校照例给学生发放了那本“厚重”的志愿填报参考书籍。但小罗翻了几次后就将它束之高阁。“纸质书找起来实在太麻烦，字很多，学校也不是按分数线排的，检索起来不方便。在APP上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信息，还能看到你上这个学校有20%还是50%的几率，一目了然。”
最终，小罗被福建一所“不错的二本院校”录取，目前就读商务英语专业。
如今，使用APP及网络平台进行志愿填报规划与模拟已被越来越多考生和家长所接受。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通过志愿填报辅导或辅助软件获取志愿填报信息的比例为32.2%，2020年同期数据为28.2%。
懵懂的考生与家长
无论是APP还是线下的人工咨询，这一行业的爆发源于这十几年间高考制度的巨大变化。但改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未知”。
从“猜分填报”到“知分填报”，从文理分科到“3+1+2”模式，从顺序志愿到平行志愿，每次改变对考生和家长的信息储备也是新的考验。在志愿填报咨询师看来，即使有互联网海量信息加持，如今的家长与考生在某些方面依然十分“无知”。
张敏形容自己是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高中三年，张敏对大学专业的概念十分模糊，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要考上大学。在那个小县城，张敏接触到最多的职业就是医生、老师、公务员，在家人的想象中，这也将是张敏未来的职业。
对当时的张敏来说，成都和北上广没有什么不同。“按那时我们的眼界来看，我能从一个小地方到成都，挺好的，可以了。”
相比张敏，身为00后、成长在信息时代的小罗在刚进入高三时已经想好了未来想读的专业和要去的地方，但在高中阶段，她完全没听过生涯规划的概念。
身为家中独女，父母在小罗的选择上没做过多干涉。 “我数学不太好，就想着去读语言类、历史政治这样的专业。除了四川和重庆，我也选了一些沿海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广东。”
但度过一年大学生活后，小罗发现，大学的专业学习和自己想象中很不一样。如果回到高中，她很希望能提前了解大学的学习方式，每个专业学大概的学习方向、内容，以及专业的就业情况。
观察十几年，赵京觉得这些18岁左右的孩子，想法没太多变化。
他笑称，很多时候他的工作是当孩子有了想法，而自己要去打消它。“他们想学的很多都是他们能想象出来做什么的，比如演员、记者，但像是科学家他想象不出来能做什么。而且其实这些年喜欢心理学、哲学的都是最多的。”
应用心理学成为2019年的红牌专业，红牌专业是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业。（图源：《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韩旭也觉得，虽然现在的孩子在生涯规划上比他们的学姐学长“有进步”，但是并不明显。他是韩旭志愿工作室创始人，从事志愿填报服务工作16年。
同样迷茫的是家长。
赵京还记得，十几年前，北京一般会在3月份的时候开志愿相关的讲座，往往家长听完这一场讲座，拿着书翻翻就把志愿给报了。2006年高考结束后，赵京设计了一个总共8场的系列讲座，分别介绍大学、专业、报考规则等等。“当时还有家长很疑惑，这事有复杂到需要这么多讲座吗？”
韩旭发现，多年始终不变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但家长也始终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规则、不熟悉大学、专业等信息。或者说，家长的关心用错了地方，只关心生活、成绩，而忽视了必要的学习。
“我遇到过两口子都是大学教授，却不知道选科与选大学专业挂钩。孩子特别喜欢交通，但是高一选科没选物理，高三的时候家长特别后悔。”韩旭说。
韩旭曾受一些学校邀请，为高三家长出题，内容包含最基本的报考规则、不同层次大学对孩子有什么帮助等等。得知学校会把自己的答题分数告诉孩子，这些家长都很紧张，害怕孩子埋怨自己不负责，但最后能达到及格分数的家长依然寥寥无几。
APP和咨询师，到底听谁的？
缺少前期的了解与规划，临报志愿时才“上阵磨枪”，无论APP还是纸质书，人工智能还是咨询师，都无法完全为孩子的人生选择“兜底”。
看起来，眼前的APP提供了“应有尽有”的服务——从免费到收费上万，从AI到专家一对一答疑，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最近几年的高考生都吐槽过某些APP、志愿填报网站数据不准，甚至还有考生因照搬APP推荐的方案填报导致滑档。
从报考角度来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目前很多所谓的人工智能报考APP在收集信息时没有立场，只是把普遍数据和相关信息融合进去，没有太多技术含量。
储朝晖说，考生报考志愿应该把自己的优势潜能与学校在某一个方面发展的优势相结合，光靠这些APP是不行的，“使用AI得出的结论，不能作为最终决定的唯一依据，它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他认为目前报考还是要参考多个信源，除了高校招生简章，也可参考在校师生的反馈信息及其他机构对高校的评价。
韩旭也认为，至少当下，此类APP很多功能远称不上人工智能。“这些软件使用更便利，信息更充分了。”他很看好未来人工智能在高考填报中的运用，但“这些软件我们自己也在用，更多的是信息分类查询，方便方案整理，难谈人工智能”。
理工科出身的赵京对数据、技术有着天然的信赖。在他看来，在填报志愿时，拒绝软件就是拒绝先进。但他直言，志愿填报软件的质量也有好坏之分，家长千万不能认为所有软件一模一样。“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去识别，有条件的话应该多去看几种软件。”
那么真人咨询会比AI更智慧吗？
从咨询师的角度而言，最终孩子能够清楚知晓如何填报志愿，是实施生涯规划教育后的理想结果，但实际需要考量的因素，现实且残酷。
赵京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库为孩子、家庭铺就一条相对可行的道路，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孩子的能力、性格以及家庭条件，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因素。”
曾经，赵京遇到过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女孩，她十分热爱历史，但家长却颇为反对。而赵京觉得，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长应该支持孩子的爱好，最终，这名女孩在从南开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前往挪威继续深造。时过境迁，家长也很满意女儿的发展。
但赵京也为一位山村教师的儿子做过志愿规划。这个男孩喜欢哲学，但赵京告诉他，他父亲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山村，作为儿子需要把自己的爱好藏起来，要找一份能够锻炼能力、养活自己、帮助家人的营生，因此赵京给他推荐了计算机、电子等专业。但当时计算机被列为红牌专业，最终这名男生听取父亲朋友的建议，“弃哲从医”。
“志愿好报，路难找。”韩旭感叹。
韩旭指的“路”，是适合考生发展的生涯之路。“客观来说，从业一年帮别人报志愿问题不大”。但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十几年，韩旭觉得，填报志愿70%的工夫不在志愿本身。除了介绍相关大学与专业信息，很多时候韩旭所做的工作是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激励他们努力上好大学、选好专业，帮助孩子认识自身今后如何发展，以终为始，规划自己的生涯之路。
韩旭也遇到过一位痴迷哲学的考生，家长希望他选择理科。为了打开考生的话匣子，韩旭去了解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建议考生是否能“先学理，后学哲”。但是，韩旭后来发现，这名考生对哲学的了解充分且深入，同时也很执着。最终，韩旭支持这名考生的选择，经过沟通，家长也表示认可。
韩旭认为，志愿填报方案的水平很难用标准去衡量。“这种事情没办法评判。比如现在芯片挺好，但你10年前听了建议学集成电路，毕业年薪20万元，再过三年还是20万元，人家学计算机的三年后50万元。现在经过特朗普之后又不一样了。”
这些年，家长每次在咨询时想要了解的信息更多。“过去的家长大多停留在孩子多少分能上什么大学，虽然那时也关心就业，但现在的家长更希望了解这些专业对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他们更关心延伸的部分，要求比以前高了。”韩旭说。
“有家长会问计算机主要学哪些课程，学完以后能往哪方面发展，就业的话当地有什么合适的单位，包括学哪些东西可能更容易进华为这样的公司。”赵京也认为，家长的进步给咨询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没学过的规划 猜不透的未来
也正是生涯规划教育的缺乏，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得以成为一门火热的生意。天眼查数据显示，如今国内有约1500家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志愿填报”的企业，其中约90%成立于近五年内。
如今，那些已经上大学或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热衷在网上劝退学弟学妹，几乎每个专业都榜上有名，甚至还诞生出“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类专业）四大天坑”的说法。
豆瓣中后悔学各种专业的讨论小组（网页截图）
也许是对学校、老师不满意，也许是觉得就业难，但归根结底，学生在进入大学前仍不清楚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在2014年开启新高考改革后，全国各省市地区都在探索将生涯规划纳入高中课程。2015年，浙江新高考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为加强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学校应主动利用家长、校友及其他社会力量等资源。
韩旭曾经多次进校开展讲座，他发现，如果学生对生涯规划有了认知，对某一领域产生兴趣并认真研究，甚至可以比规划师了解得还要详细。
但就目前来看，生涯规划教育的落地仍比较困难。
如今，刚上大一的小罗已经计划好转专业，大二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后先考研再考公。”她回忆高三那年，由于疫情，关于专业报考、大学选择的讲座和活动都取消，也没有线上培训，“或者说我们学校好像不太重视这方面”。
一位高中心理老师表示，生涯规划的课程一般都是心理老师负责，她的课程虽然会涉及到专业、大学选择，但主要是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条件，了解外部信息，然后让学生自主进行匹配。
韩旭觉得，在校老师需要在立德树人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学习成绩，如果再让老师帮助学生填报志愿，需要再学习积累，会耗费老师大量的时间精力。
比高考志愿更难填报的是也许是“未来”这张答卷。
在“所有专业都被劝退”的背景下，赵京认为现在单一的技能已经“不值钱”，大学生要有意识地学习、培养跨专业的知识与能力，尤其是计算机方面的能力，更加理想的情况是提高计算机在理工科和一些文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比例。
“现在要跨行业、跨学科，不断进修自己，才能够避开35岁的就业困境。要想发展好，从专业到管理到与社会的融合，才能够保证能力、收入的增长，保留社会对你的需求。”
1994年，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正式开启互联网时代，那一年，张敏还在上小学。直到今日，张敏还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激动地说：“你们以后都不用再打算盘、手写了，未来就是计算机的时代！”
回想选择“计算机”专业，张敏觉得，其中有小学老师埋下的种子、家人的建议，以及自己的一点点小叛逆。不过，当张敏回过头看，她觉得选择师范院校的“边缘专业”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这个在张敏现在看来并非最佳的选择，将她领入近十几年来飞速发展的IT行业，助她在深圳定居多年，拥有自己的小家庭。
对于自家2岁宝宝的未来，一路从四川大山走到深圳高楼的张敏有一个期望：“我肯定愿意支持她去外面看广阔的世界，反正一句话，就是去更好的地方。”
（张敏、小罗为化名）
（编辑：黄玉璐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