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华商韬略 周文
中国高校每年科研收入超过2000亿元，这钱投得有效吗？答案很可能是不。
在科研经费投入增长和专利补贴政策下，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专利整体转化率不到10%，远不及美国的50%。多数专利只是纸上谈兵，与产业严重脱节。
截至2019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单看专利数量，我国高校已经远远将美国甩在身后。
连世界高校排名第2，以创新、创业氛围浓厚闻名的斯坦福，2020年有效专利为2117件，仅为清华大学的20%。但清华的专利转化率只有9%，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庞大的数量背后，专利注水现象严重。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年的调查中，高校、科研单位表示，被搁置的专利中，40%以上是为了完成专利评审或考核、获得奖励等目的。
国家补贴政策奖励专利、高校教授绩效与专利数量挂钩，导致一些师生为了利益和“任务”，输出各种没有应用价值的“专利”，也就是所谓的骗补助、评职称。
而真正有价值的那部分专利，很多也无法落地。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校缺乏将科研与产业界相结合的能力。将科研落地市场，往往需要技术转移机构牵线搭桥，而我国缺乏这种能有效对接实验室与企业流水线的第三方。
2019年，中国仅有6.4%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并且主要职能是辅助项目申报、过程管理和成果评审验收，如何将成果投入市场转化为实际收益则悬于真空。
另一方面，我国的专利转化方式以一次性售卖为主。卖出去的专利如同泼出去的水，无法重复出售给多个企业。都知道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才能将风险最小化。那么只属于一个企业的专利，能否最大化发挥价值则很难评估。而这种一次性买断的方式企业需要付出较大成本，还需要承担转化不成功的风险，降低了企业的购买意愿。
除此之外，我国专利法规定了“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高校内的职务发明是一种“国有资产”，“不转化无人负责，一转化有人问责”。转化成功则皆大欢喜，如果亏损就会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即使成功了，奖励审批手续也非常复杂。相当于发明者千辛万苦等到成果投入了市场，自己却捞不着好处，积极性自然也就高不起来了。甚至很多高校教授成了“地下工作者”，有价值的项目直接自己单干。不过因为担心侵犯学校知识产权，也不敢声张，甚至不敢申请专利。
美国又是怎么最大化专利应用效果的呢？
美国拥有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在科研成果研发阶段，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就会基于市场评估价值，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市场推广和转化策略。约30%的技术，还没有获得专利授权时，就已经被成功地许可给企业商业化使用。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一分为三，分别归学校、研发团队、负责转化成果的企业。实际运行中，可能前期对企业只收取少量费用，等企业开发完成熟产品投入市场使用后，大学和发明人从中获取提成。三方都是受益者和产权所有者，也就更有干劲。
并且美国高校技术转化只能通过专利许可的形式。一个专利可以授权多家企业使用，也就实现了遍地开花，成功几率更高。
相比之下，我国专利“变现”之路还大有可为。只要提升专利技术转化能力，我国的科技创新必将爆发无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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