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帕萨·达斯古普塔 林毅夫
不久之前，对紧迫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往往将自然排除在经济发展模型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大部分地区面临贫困问题，欧洲需要重建，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生产资本（道路、工厂和港口）以及人力资本（健康、知识和技能）积累作为首要工作。
这些经济发展模型深远影响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集体忽略了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依赖于自然这一事实。
尽管人们当前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这一切的基础——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损害并丧失。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虫类动物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68%。
这一丧失的速度和范围带来了巨大风险。正如金融资产的多样组合有助于降低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自然资产组合的多样性同样可以增强自然应对冲击的韧性。自然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生。如果我们继续延续目前的发展模式，那么由于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和物种过度利用引起的传染病所造成的财务和人力成本将仅仅是巨大风险的冰山一角。
因此我们需要立即审视我们的经济学方法和决策过程。
受英国财政部委托，《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报告于今年2月2日发布，该评估在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来探讨如何在经济学中考虑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然资本。该报告还探索了如何解决自然在当代经济学中的盲点问题。
帕萨·达斯古普塔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这一任务绝不简单。由于大部分自然商品和服务都可以免费获得，因此自然对社会的价值 —— 即其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真正价值 —— 并未体现在市场价格上。举例来说，公海既能航行，也能捕捞，但从未有国际机构为此收取费用。此外，自然同其他商品的属性不同，它在不停发生变化，如土壤内部发生的变化，因此往往是无声且看不见的。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很难追踪和描述人类行为对自己和他人 —— 包括我们的后代 —— 的影响。 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没有办法避免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利用的，需要同时为自然资本的使用设置基于科学依据的数量限制。
考虑到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以及经济活动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该评估报告所提出的新框架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要实现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繁荣，就需要平衡我们对自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及自然的可持续供应能力。
世界各地均有成功案例表明这一变革是可能发生的，并证明在干预的同时极可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同时我们需要考虑人类与自然交往带来的影响。在GDP 之外开发新的衡量经济成功的指标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包括除产品和人力资源之外的自然资产在内的所有资产来衡量我们的财富，即报告中提到的“包容性财富指标”，我们就可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福祉。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如中国提出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这将有助于决策层保护自然环境。
实现这一变革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改革影响我们同自然相关联的系统和机制。例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以衡量并评估其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的全球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投资——包括公共和私人资本——投向有利于增加自然资产存量的经济活动，并鼓励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活动。
然而，仅仅依靠制度来遏制我们对自然的过度利用是远远不够的。在教育政策中融入自然理念非常必要，有助于让公民做出知情选择，并主张必要的变革。
这一变革是很可能发生的。今年，各国领导人将来昆明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并到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COP26），这为变革的发生带来了希望。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从疫情中实现可持续复苏，而不是再次为未来埋下危机的种子。为此，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经济繁荣依赖于自然的繁盛这一事实。
（本文作者帕萨·达斯古普塔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林毅夫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编辑：郝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