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一兰
4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4%。这一预测是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增速较低的基数上做出的。
“从实际增长动能看，到2035年之前，未来15年，我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在日前召开的一次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但我们不必将经济增长潜力全部释放，考虑到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如环境问题、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问题等，会抑制一定的增速，我国经济仍将长期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增长，而且，实现高质量增长的中国经济体前景会更好。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很多挑战，诸如人口老龄化，碳达峰、碳中和等环境问题，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的摩擦，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问题等。
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出现了分化。
不过，林毅夫对此表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9.2%，实现这一增速的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来者优势。从这一角度考虑，从人均收入等指标来看，到2035年之前，我国应该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
“但我们不必将这一增长潜力全部释放，因为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林毅夫表示，要实现高质量增长，必须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等环境问题，解决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问题，解决中美关系以及“卡脖子”问题等。考虑到这一因素，我国经济增速仍能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增长，而且，化解这些难题的中国经济体会更健康。
林毅夫预测，到了202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2353美元，将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到了2035年，我国人均GDP应该达到23000美元以上，按照2019年的美元购买力来看，中国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国恩也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但他同时也表示，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也不仅仅取决于要素的投入，关键是要素投入的模式和要素发生作用的方式，即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提升。
刘国恩表示，从经济结构上来看，健康导向的消费弹性是家庭消费弹性里面最高的，高达1.5-1.6，所以健康中国的战略是恰逢其时，如果能够有效推进，它应该是助推中国增长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他强调，从总需求角度看，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必然助推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在宏观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的朝阳行业。与此同时，因为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属性，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就业宏观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要素生产率长期增长需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开放的大门该怎样打开？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搭上全球化这趟快船，“用一条绳子把欧美经济的船和我们挂在一起，跟着往前跑，40年来是很成功的。”但现在出现了问题，“船的速度在不断放慢，而且老是有人砍你的绳子，那你还要不要一直挂着，这个问题很复杂。”
因此他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将来国内国际合作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大家一起走，中国还是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将来还要使劲往前跑，如果做得好的话，中国将来就是带了很多人一起往前跑的那艘大船之一。
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的新体制，包括外贸稳量提质、有效利用外资，做好对外开放等。平时讲到改革开放，更多的是指对内改革，今后也会强调对外改革，包括把去年11月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贯彻落实、出台落实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积极参与CPTPP等。
“中美贸易关系是一个焦点”，余淼杰表示，尽管美国政府换届并没有改变中美贸易关系的走势，但中美两年的贸易协议到期之后，2021年年底还是有可能会签署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做好中美经贸的合作仍然是一个重点。
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备受瞩目。对此，黄益平表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稳健推进金融开放，但同时要平衡开放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过去金融改革搞了40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是规模比较大，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第三是监管比较弱。“这些问题将来慢慢改变，才有可能在中国打造一艘世界型的经济大船。”
此外，黄益平还就反垄断相关问题作出了分析解读。他认为，反垄断是有必要的，如果平台凭借规模、信息不对称等优势，对消费者、竞争者做一些不公正的行为，这是值得关注且需要采取措施的。
如何实现碳中和、碳减排目标？
随着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时间路线图，当前我国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已不足10年，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目标仅有30年左右，可谓时间紧、难度大、任务重，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认为，要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一定要经历非常剧烈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而要想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在经济结构上必须有非常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能源结构的变化。“我们太依赖煤了，所有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利益结构，都跟煤高度相关，真的要把煤减到20%-30%，难度非常大。”徐晋涛表示，然而现在国家建立统一的电力市场，同时又发展分布式能源，总的来说能源政策日益灵活，大幅度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还是现实的。
第二个结构是碳中和，把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徐晋涛认为，中国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份。中国的森林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现在中国把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跟工业减排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使我们气候行动的工具选择更为丰富，会大大降低全社会的减碳成本。
第三个是政策体系的变化。徐晋涛表示，过去搞环保，主要依赖行政性手段，虽然短期内见效快，但是社会成本特别高，也特别容易反弹。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要环保，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要想降低这对矛盾，最重要的手段是用好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最低，更可持续，反弹也相对较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庄贵阳曾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不能只依靠节能提效带来的能源需求降低，也不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的能源电力部门脱碳，而必须依靠各经济部门和各能源行业的全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