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明星大“瓜”层出不穷。从郑爽代孕与逃税，到吴亦凡引诱女孩被刑拘、再到张哲瀚的靖国神社照片。
娱乐圈的是是非非，总是能第一时间登上热搜、成为社会舆论的爆点。
但除开公众对明星道德污点的批评外，还有一点，也引起了社会的公愤。那就是几乎每一个人设崩塌的明星案例，都在挣着普通人一辈子难以挣到的天价收入。
前有郑爽拍摄电视剧《倩女幽魂》，日薪208万。后又爆出张哲瀚一场直播要价七位数，换算成时薪直逼百万，差点把郑爽这股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而他的27个代言，每年光是代言费就已经上亿。
郑爽拍摄《倩女幽魂》实收1.56亿 偷税4300万
比张哲瀚更能赚的，恐怕要数吴亦凡这位“圈内顶流”。据传吴亦凡受邀拍摄一部综艺时，节目组为了签下他，不但豪掷600万元带吴母去豪华商场消费，更开出了8000万元的高额价码。
尽管上述数字或许有真有假，但毫无疑问的是，流量明星一小时所赚的钱，等同于一个普通上班族，半辈子劳苦才能得到的收入。
而在得到这样收入的同时，他们又不能像科学家、运动员一样反哺自己的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相反还幺蛾子不断，一再踩踏社会道德的底线。
所以在负面舆论来袭时，大众对流量明星的态度，自然也是毫不留情。
那么很多人也会好奇，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明星天价收入的情况屡禁不止？
而在娱乐产业比我们更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他们的明星更内卷、业务能力更强，我们却鲜有听到赚大钱的例子。
在中国娱乐圈“躺着赚钱”的表象之下，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今天这篇文章，咱们来深挖明星产业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和资本内幕。
电视台阶段：2008年之前
中国明星收入变迁的历史，是一部娱乐产业发展史，更是一部“流量变现”的历史。
不论是从文工团里脱颖而出的传统明星，还是电视台选秀生产的流量明星、亦或是直播时代的草根明星。只要我们有娱乐需求，明星就必然存在。
而我们每个关注明星的人，为他们所贡献的关注度、或者说“流量”，则成为明星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明星们“流量变现”的方式各有不同，我将它归纳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电视台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彩色电视机逐渐开始在中国普及，第一批活跃在电视台上的大众明星出现。那个时候，电视台是连接大众与明星的主要中介，也是明星们的收入支付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星是稀缺的劳动资源、具有垄断性。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有颜值、有才艺，更需要有难得的机遇和名气。
因此，占据垄断地位的明星，他们的收入自然也是高于普通人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但是20多年前，中国明星们的收入，远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1998年，当《还珠格格》第一部创下收视奇迹时，作为主角、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小燕子”赵薇拍摄第二部，能拿到一集的片酬是3000元；而作为配角的范冰冰，能拿到单集的片酬为1800元。
赵薇在《还珠格格》中的单集片酬为3000元
那时，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在1000元左右。而《还珠格格》半年拍了20集。换算下来，《还珠格格》主演们工作半年的收入，仅是普通人的10倍。
这个数字看起来高，但并不夸张。你能想象，今天年收入上亿的赵薇、范冰冰，当时的收入只有你的10倍之多么？
在这一时期，以电视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负责投资电视剧，也是明星们的“金主爸爸”，例如《还珠格格》就是湖南台负责投资的。而电视台的营收又来自于广告，所以明星片酬的多寡，最终取决于广告商家愿意投入多少营销费用。
而广告商家的营销费用，往大了说，又取决于中国商品市场的总规模。
所以20年前中国明星们的收入水平，其实是和中国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总量相挂钩的。而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和民众消费能力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明星收入的水涨船高。
如果我们横向对比中日两国，就可以验证明星收入与经济总量之间的规律。
在日本，木村拓哉等一线明星，拍摄一集电视剧的收入最多在25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15万元。由于近20年来日本经济衰退，这一数字基本没怎么涨过。
日本一线明星单集片酬 多在100万-200万日元左右（6万-12万人民币）
反观中国一边，2004年前后，当时国内演员电视剧片酬最高的，要数陈道明、赵薇等人，可以达到单集10万的水准。彼时，中国一线明星的收入是日本的2/3，而中国GDP大约是日本的40%。
2008年，因《亮剑》爆红的李幼斌，把单集片酬“天花板”提高到了15万。此时，中日顶流明星收入已经基本一样，恰巧那时候中国GDP即将超越日本。
知道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与明星薪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韩国的娱乐圈如此内卷？
明明演员们业务能力很强、却赚不到钱，那实在是因为日韩国内市场太小，撑不起明星们的高收入。
同理也可以解释，身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为什么美国演员能拿到全世界最高的薪酬。
根据福布斯统计的“202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男演员”排行榜，巨石强森以8750万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后面紧跟的2-9位均是好莱坞演员。只有我们的成龙“龙叔”，以4000万美元的收入挤到了第十的位置，仅是巨石强森的一半不到。
2020年福布斯“全世界收入最高男演员”榜单
如果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你也就可以理解这一差距。2020年，中国GDP大约为美国的70%。而美国演员不但对应着美国市场，还服务着英国、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国家，如果把这些国家的GDP也加进去，中国GDP大约也就是它们的一半左右。
然而……仅仅是宏观经济，并不能解释如今中国明星收入来源的全部。
2008年之后，中国明星收入开始爆炸式增长，并与中国经济逐渐脱钩。
2010年，刚拍完《蜗居》的海清，把电视剧单集片酬，从2年前《亮剑》李幼斌的15万，翻倍至30万；
到了2012年，在《潜伏》中有出彩表现的孙红雷和姚晨，分别把单集价格提高到了60万和40万；
2013年，圈内单集片酬最高可以达到120万。
这种1-2年就翻倍的收入增长，绝非单纯的宏观经济现象，其中必然有其他的推动因素。而这，就涉及到“流量变现”的下一个阶段——传媒资本阶段。
传媒资本阶段：2008年-2015年
2008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一年，我们不仅举办了奥运会，同时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从国际经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服务业消费会快速上升，也就是说，人们会将更多的钱花在休闲娱乐上。
以中国电影票房为例，200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才43亿，然而7年后的2015年，中国总票房膨胀至440亿，7年时间增长10倍。同理，同一时期中国旅游市场也呈现井喷式发展。
2008-2015年 中国电影票房飞速增长
当人们消费更多的娱乐、而非实物商品时，明星们“流量变现”的渠道被拓宽了。在电视台时代，人们在家里观看电视剧是免费的，是广告商们间接在给明星们付款。而在电影时代，人们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所付出的一张电影票钱，里面的一部分就包含着演员们的工资。
当中国人变得更加富有，更愿意为娱乐服务直接付款时，作为供应方的明星们必然受益。
也是在中国人娱乐消费快速扩容的这一时期，传媒资本登场了。
2009年，王中军、王中磊两兄弟，仿照美国的“华纳兄弟影业”成立的“华谊兄弟传媒公司”，登陆中国A股市场，并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娱乐公司。此后，华策影视、光线传媒等娱乐圈大牌公司也相继上市。
“华谊兄弟”资本版图
当娱乐圈和资本市场相结合的时候，产业玩法立刻发生了转变。
过去，制作公司投资电影、电视剧，要量入为出、衡量盈亏，不敢给演员开太高的薪酬，生怕投入收不回来。但是一旦公司上市，那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只要有流量、有增长，能把股价推高，最后总会有投资人买单。
这种“烧钱扩张”的套路，后来我们在外卖、共享单车等行业也体验过。
当时最常见的玩法，莫过于明星和导演入股上市影视公司，然后把个人的收入转为公司的营收。这部分天价收入，可以让公司的利润看起来更亮眼，在股票市场上以市盈率倍数放大之后，明星们再卖掉股票套现走人。
例如华谊兄弟旗下艺人黄晓明，就是公司的原始股东。当年公司上市时，黄晓明以每股3元的价格认购180万原始股，而上市第一天华谊股价就达到90元，让黄晓明的投资瞬间增值5000万元。
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煤炭行业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大量个体煤老板，拿着国家给的丰厚补偿金退出，转头就进入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之中。
这帮煤老板，对于如何拍好一部影视作品一窍不通，因此投资时也不多指手画脚，唯一的要求，或许就是指定心仪的女演员。
煤老板们“人傻钱多”，最后大多给娱乐圈明星们当了股市“接盘侠”，所以难怪编剧汪海林直呼：“怀念煤老板的时代！”。
汪海林：怀念煤老板的时代
2015年，中国传媒资本达到近乎癫狂的状态。这一年，中国股市出现“杠杆牛”，巨大的资本泡沫也出现在传媒行业当中。而作为行业标杆的华谊兄弟，股价则从2013年初的12块钱，一路飙升至2015年7月份的81块钱，市盈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02倍！
此时，传媒公司每挣得1块钱的利润，可以在股市上以100块的价格套现。
如此高昂的回报，让传媒资本们陷入了对流量的极度饥渴。它们那时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计成本地找大明星、做数据，拉高股价、然后套现离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饥渴的传媒资本们，盯上了在韩国做偶像的中国团体。
2014年，韩国偶像团体EXO中国队成员吴亦凡，在天价薪酬的诱惑下率先回国。经过韩国偶像产业洗礼的他，立刻给国内尚处萌芽的偶像产业来了个降维打击，短时间内占据各种排行榜榜首。
而向吴亦凡伸出橄榄枝的，正是华谊兄弟。在华谊的安排下，吴亦凡参演了冯小刚的电影《老炮儿》，成功打入所谓的“京圈”。而“冯小刚+吴亦凡”这对新老组合，的确对《老炮儿》票房贡献颇多，使得影片最终斩获9亿票房，超出了华谊的最初预期。
2015年左右 流量明星的确能为电影带来“流量”
看到了流量明星的好处，其他传媒公司也纷纷向EXO成员伸出橄榄枝。继吴亦凡之后，鹿晗、黄子韬也选择与韩国经纪公司SM解约回国，再加上虽未解约、但已经回国工作的张艺兴。
四人被合称为“归国四子”，成为中国偶像产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互联网资本阶段：2015年-2020年
2015年下半年，资本市场风云巨变，中国股市泡沫崩盘，传媒行业上千亿的市值一泻千里。
没有了股民和煤老板们资金接盘，传媒公司对娱乐产业的影响力大大减小，行业内新的“主角”诞生。
它，就是互联网资本。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十三五”规划喊出“互联网+”的口号，中国互联网巨头们迎来最好的时代。为了“跑马圈地”，互联网巨头们纷纷将资本触角伸向娱乐圈，让上一个时代的“烧钱”玩法得以持续。
在互联网资本的簇拥下，中国明星依旧享受着天价薪酬。但作为投资方，互联网资本其实天然不喜欢看到老牌明星们，收取天价酬劳、瓜分更多蛋糕。
并且与上个时代的传媒资本不同的是，互联网资本自带流量优势。例如BAT三家巨头，分别掌控着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三大视频网站，它们自己就是流量入口。
互联网资本可以决定谁火、谁不火，因此在行业地位中更加强势，也让编剧汪海林吐槽“是最差的投资人”。
正是因为掌控着流量，互联网公司想到了学习日韩偶像产业，将流量倾斜给新人，用“培训新人、打击老人”的办法，掌控更多话语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5年，互联网资本制作出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
“选秀”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2005年，就有湖南台的《超级女声》火爆全国。80后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不少人为了给李宇春和周笔畅投票，不知道偷花了家里多少短信费。
但相比于“有节操”的电视台，互联网资本为了进一步提高选秀节目的收益，有意引入日韩的“打榜文化”。它们做榜单、买热搜、刻意制造偶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平台制作的明星榜单层出不穷
这些举动，正中追求个性的00后粉丝们的下怀。
于是在资本的引导下，粉丝们组成了一个个战斗力极强的小团体，俗称“粉圈”。他们为了提高心目中偶像在榜单上的地位，会有组织地给偶像“做数据”，提高转发数、播放量、甚至直接花钱买流量，而这些钱大多都流入了互联网资本的腰包。
最终在选秀节目身上，互联网资本不但可以获得传统广告收入，还可以获得会员费收入、粉丝打榜收入、流量收入、新偶像出道后的代理经纪收入，真正做到了“一鱼多吃”。
然而，无休止的选秀和打榜，使得娱乐圈形成了“流量至上”的风气，扭曲了青少年粉丝们的价值观。
例如，在爱奇艺举办的《青春有你3》选秀节目中，粉丝们为了给偶像“打榜”，大量购买合作商的牛奶并倒掉。“倒牛奶”的行为，正好出现在《反食品浪费法》刚刚颁布的时期，因此很快引发了社会关注。爱奇艺的这档选秀节目，也因此被监管处罚、暂停录制。
被公众舆论批评的“倒牛奶”现象
更糟糕的是，“流量至上”的风气，扭曲了市场规则——粉丝们只看角色、不看演技，使得中国影视作品质量急速下滑。制作方选角时，为了获得更高收益，只能被迫使用流量明星。而这些流量明星，对着镜头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居然也能拍下来一部剧。
中国的影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荒唐过。
套路之外，还有黑幕？
最后，让我们回到正题，总结一下中国明星们获取天价收入的三个原因：
第一， 中国国内市场庞大，顶级明星的收入天花板，天然就比别的国家更高；
第二， 传媒资本、互联网资本先后涌入娱乐产业，制造出“娱乐圈泡沫”。明星的天价薪酬，最后其实大多由股民们买单；
第三， 近些年兴起的“打榜文化”和“粉圈经济”，掏空粉丝钱包的同时，也提高了明星收入。
然而上述资本套路，只不过是娱乐圈里人尽皆知的“潜规则”。凭借这些套路赚大钱的明星们，你可以说他们道德上有瑕疵，但并不违法。
而在这些套路之外，娱乐圈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赚钱“黑幕”，例如洗钱、逃税、操纵股价……其中涉及到了“万家文化收购案”、“世纪伙伴对赌案”等，这些内幕更加复杂和肮脏。
娱乐圈资本运作图 新华社制作
但碍于篇幅的关系，这些黑幕不在本篇文章中详谈，感兴趣的话点个关注，有机会我在后续的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解娱乐圈中那些著名的“黑幕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