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管子》的學派歸屬問題

作者:尹清忠《管子》是一部由戰國稷下學者整理而成的齊國思想論集,含哲學、倫理、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學說。
作者:尹清忠
《管子》是一部由戰國稷下學者整理而成的齊國思想論集,含哲學、倫理、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學說。由於內容極為豐富,歷來對《管子》的學派歸屬都有不同的看法。這些觀點主要分為兩類:一類認為《管子》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統一、完整的思想體系,或認為是“叢書”,或認為是“學報”、“論文總集”,或認為是“雜湊”。另一類則認為《管子》整部書有一個,或者說基本上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統一的思想體系,但對於這個思想體系的性質、特點和學派歸屬卻存在不同意見:《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自此以後歷代官志都將《管子》列入法家。近人嚴可均、呂思勉以及當代學者潘俊傑等認為《管子》為雜家之書。宣兆琦則認為“《管子》產生於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於諸子百家取長補短、互相吸收之際,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劃分之標準硬性規範”,並且認為“管子學是一門撥亂反正、安邦理民、富國強兵、平治天下的經世致用之學”。

本人基本贊同最後一種觀點,認為《管子》是一部以富國強兵為宗旨、以務實、融納各家之長為特徵的經世致用之書。其理由如下:

一、從時間上看,《管子》產生於諸子蜂起即十家九流之前。

諸子之學產生於春秋後期孔子以後,確切地說,是自老子、孔子、墨子開創道學、儒學、墨學之後,諸子才勃然興起。而孔子之時管仲事蹟已經廣為流傳,這可從《左傳》、《論語》、《墨子》、《晏子春秋》中對管仲的事蹟介紹及各諸侯國君臣、百姓尤其是齊景公及晏嬰對管仲的敬仰與崇拜中得到證明。另外《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尤其是“三匡”及《國語·齊語》中所記載的許多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中原的事蹟,以及為稱霸中原改革齊國內政、外交的制度,被各國史官尤其是齊國史官所記錄、整理,保存在以齊國為主的宮廷及太史府中,並被齊國及其他諸候國的君臣、百姓廣為傳傳頌。這些都說明《管子》中的內容早在孔子、老子、墨子創立儒家、道家、墨家之前已經流傳於世,尤其是流傳於以齊國為主的各諸侯國君臣之中。

二、從淵源及宗旨上看,後起的諸子之學與《管子》有很大的區別。學術界有諸子出於王官說及救弊說兩種主要觀點。諸子出於王官說出自《漢書·藝文志》,救弊說則出自《淮南子·要略》。現代學者呂思勉綜合上述兩種觀點,認為諸子之學的產生既淵源於“王官”,又是“東周以後之社會情勢”所造成的。這是包括“六家”或“十家九流”在內的大多數諸子之學產生的緣由。然而《管子》最早的部分產生於私學——諸子之學興起之前,即“學在官府”的時代,當時學術的最大特點是所有學說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四家的因素。這一部分《管子》產生的緣由則純粹為了救世之弊,即通過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等措施來匡正周王室之弊。“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比特,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淮南子·要略》),即是《管子》最早一部分內容產生時間的最好概括。正是這個目的,决定了《管子》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的經世致用的特點。這一特點被後來推崇管仲功業及思想的、以齊國土著學者為主的稷下學士所繼承。《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强於諸侯”,就是《管子》所載的管仲的政治主張對當時及後來治世作用的生動寫照。

三、從內容上看,《管子》與後起的其他諸子相比,具有包含百家、集眾所長的特點。《漢書·藝文志》謂九流之學,“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而管子學則不然。正如宣兆琦所言:管子學說“時時表現改革創新精神,處處充滿納百川胸懷,相容百家成一家,融合各派為一派,决非九流十家者可比。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劃分標準硬性規範之。”此論至少說明,十家九流之說以立言為目的,往往囿於自己的學說,只見己長、他過,不見他長、己過。《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古人認為有三類事情可以永存後世,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就是後世所稱的“三不朽”。依此標準,十家九流的目的大都為“立言”而名垂後世。《管子》則以立功為目的,盡可能全面吸收各家學說的精華。管仲一生以“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為座右銘,以建立“霸中原”的不朽功業為人生目標,可以說《管子》成書以“三不朽”之“立功”為目的。正因為管仲建立的功業是名垂後世的,所以他不但能够因地制宜改革齊國內政,而且很好地吸收了前代政術的精華,這也是管仲之所以被後人所讚頌,被譽為繼周公之後又一比特大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四、從思想體系來看,《管子》既不能歸之為道家、法家,更不能歸之為雜家。《管子》書不能歸之為傳統意義上的道家、法家,前文已述。近年來,學術界有兩種新的觀點,即把《管子》歸結為稷下道家(黃老學派),或者是雜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明黃老學派雖然與傳統道家相比有種種不同,如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色,但它仍然堅持以道為本。而《管子》則是以幫助齊國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爭雄天下,乃至統一天下為根本的。囙此《管子》從整體上看,不屬於稷下道家或黃老學派。同時,《管子》也不屬雜家。《管子》的上述學術宗旨與雜家為未來封建大一統的“王治”服務的學術宗旨是不同的。再者“雜家”一詞和“儒”、“墨”、“道”、“法”等其他各家出現的時代不同。“儒”、“墨”、“道”、“法”諸家在春秋末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在漢代廣泛應用;而雜家是在西漢劉向、劉歆整理古籍時才出現的。囙此,可以看作是劉向、劉歆為解决某些圖書無法分類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有關於“雜家”能否成立的問題,趙吉惠先生曾有精闢的論述,這裡不贅。

由上可見,《管子》既不屬於古人所認為的“道家”、“法家”,也不屬於今人所認為的“黃老學派”及“雜家”,它既具有包融百家之長的特點,又能繼承歷代治國思想之精華,還能因地制宜地創立新的思想與制度,以達到指導齊國富國強兵、稱霸中原、爭雄天下的目的。囙此可以說《管子》是一部以富國強兵為宗旨、以務實、融納各家之長為特徵的經世致用之書。

(作者單位: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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