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國內西方哲學研究回溯

作者:韓東暉在2005年一年當中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兩年前甚至更長時間之前醞釀、創造、編輯,而最後於這一年度公之於世的。國內哲學研究通常被分為“馬、中、西”三個主要領域,似乎我們可能擁有三條脈絡的哲學傳統,這固然豐富了我們的哲學生活,但三者之間對話的難度似乎在增大。
作者:韓東暉
在2005年一年當中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兩年前甚至更長時間之前醞釀、創造、編輯,而最後於這一年度公之於世的。而且,作為學術創造和理智生活層面上的西方哲學研究,通常並不能够製造引發公眾高度關注的焦點事件。囙此,這一年來的研究狀況很難像其他領域那樣借助“大事盤點”、“焦點人物”來綜述,也許更需要歷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顧後”,“品頭論足”。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文化事件的發生方面,管窺錐指,加以評說。2005年的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無論是與“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開展和“國學熱”、“讀經熱”相比,還是與2004年紀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希達逝世以及羅蒂的學術巡遊引起的關注熱度相比,都要相對沉寂一些,例如紀念薩特誕辰100周年的活動和保羅·利科的辭世就沒有喚起值得期待的熱情。然而,這恰恰是常態。
這種常態反映出西方哲學研究正處在不尷不尬的曖昧境况當中。國內哲學研究通常被分為“馬、中、西”三個主要領域,似乎我們可能擁有三條脈絡的哲學傳統,這固然豐富了我們的哲學生活,但三者之間對話的難度似乎在增大。而且,西方哲學在國內不像“馬哲”、“中哲”那樣擁有名正言順的重要性,卻又在國際學術界具有哲學的正統地位。這至少引發了兩個重要問題。其一是中國學者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還是像西方哲學家那樣展開專業性的研究和教育?進而,這一研究應當在哲學的學科建制中居於何種地位?其二,讓西方哲學說漢語,無疑將深層次地豐富和改變中國人的概念框架、思想管道和表達手段,對西方哲學的消化吸收,有助於本民族哲學創造力的提升,這時,西方哲學就不僅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為本土哲學內在的思想資源;可是,如何調節各種思想資源,使其間的張力不至於過分緊張,並促進有效對話,又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自2003年以來受到重視,本年度也在繼續。

當然,西方哲學研究仍在各類學術建制的支持下不斷取得進展。2005年,外國哲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新增了近一倍,理論上達到20個。在有正式刊號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相關論文1000餘篇,其中現代西方哲學類的論文超出西方哲學史類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經常出現的名字是海德格爾、德希達、尼采、羅蒂、維特根斯坦等,而在後者中最經常出現的則是康德、黑格爾、柏拉圖、笛卡爾,奥古斯丁則是中世紀哲學中最受關注的。各種著作和以書代刊的連續出版品有100多部,其中譯著的比重很大。“現象學與倫理”、“分析哲學、科學哲學與邏輯討論會”、“中西哲學交流中的翻譯問題”、“哲學、宗教和科學:傳統與現代的視野”、紀念德希達、紀念阿隆和薩特誕辰百年以及關於皮爾士和杜威的學術會議陸續召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的分析哲學委員會,繼現象學委員會和法國哲學委員會之後正式成立。現代外國哲學研究要比古典哲學研究活躍得多,這令人亦喜亦憂。

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學史陸續問世(其中有些此前已開始出版,多數至今尚未出齊),包括葉秀山、王樹人主編的《西方哲學史》(學術版八卷本)、復旦大學哲學系編寫的《西方哲學通史》(十卷本)以及馮俊主持翻譯的《勞特利奇哲學史》(十卷本)。此外,多種多樣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選、研究文獻的譯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場相當繁榮。繼《亞裏士多德全集》、《柏拉圖全集》、《維特根斯坦全集》之後,李秋零主持翻譯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兩套《黑格爾全集》歷經波折又開始重新醞釀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開始謀劃。

這又引發了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我們正在不斷地將大量西方哲學原典和研究文獻轉譯為漢語,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認,這又在事實上放大了本國學者在創造力和研究水准上的差距。如果說創造力或自主創新能力並不能一蹴而就,那麼研究水准卻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據筆者的閱讀,本年度發表的論文雖然不乏佳作,但總體上似乎並沒有比前幾年有明顯起色,對學術積累的貢獻也有待提升。看來還是應當認真借鑒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論文),在較高的起點上開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紹和解說,力求清晰嚴謹的分析、論證及表達,並深入到西方學者的論證細節中去。因為若不把握細節,則難免流於皮相而亦步亦趨或妄自尊大,這都將導致無法有效對話。雖然西方學者特別是英美學者科技化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們面臨的問題卻是如何提升技術含量。

近年來政治哲學研究持續升溫,在2005年,我們似乎可以比較清晰地辨認出這一熱潮的兩個趨向。其一,政治哲學已經不僅僅是對羅爾斯、諾奇克、哈耶克、波普爾、哈貝馬斯、史特勞斯、施米特等人思想的譯介上,而是試圖從政治哲學的維度出發重新挖掘和解讀哲學史和思想史。在劉小楓等許多學者的努力下,不僅翻譯了大量原典和研究著作,而且已經在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為覈心的希臘哲學和啟蒙思想兩個研究領域作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其二,政治哲學與社會學、歷史學、法哲學、宗教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相互滲透,拓展出以現代性為覈心的廣闊的問題域,並開始介入當前的文化論爭。政治哲學的繁榮為哲學關注現實問題提供了契機,但自身也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如何在“古—今”“東—西”的世界歷史背景下,融通思想資源,超越體用之爭,建構本土化的政治哲學。

綜觀2005年的國內西方哲學研究,我們看到的是一幅豐富多彩的圖景,並且中國學者也逐漸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期待在2006年能够出現更多的領軍人物,能够與西方學者進行深層次對話,不再讓漢語在西方哲學研究的舞臺上僅僅充當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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