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與後周都是短命政權，一個是南方奠定的政權，一個是北方奠定的國家。他們之間存在哪些差异和共同點？今天老資料網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文化方面的差异體現
1.文學藝術南興而北衰
開篇就曾提及南唐歷朝歷代的君王非常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多代君王甚至製定了相應的政策獎勵先進文化創造者，以至於南唐的詩詞歌賦非常發達，南唐後主李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根據歷史的記載，李煜在文學和藝術創作方面很有天賦，甚至於他的書法、繪畫也自成一派，音樂、歌舞等略有心得，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就是一個妥妥的艺文青年。
正所謂“上行下效”，像李煜這麼優秀的艺文皇帝南唐雖然不多，但大部分皇帝都喜歡艺文，這也就造成了南唐一篇詩詞唱和繁榮景象，統治者的愛好推動了南方文化的發函。
縱覽整個五代十國，南唐的文學興盛無疑是首屈一指，舉國上下艺文氣氛濃厚，學習蔚然成風，所留下來的成果與作品也比較豐碩，單單李煜一人就足以代表一個時代。
相比於南唐，後周一朝則沒有文學氛圍，亦或者說艺文發展非常的低迷。這一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後周，後周土地上之前的朝代也同樣如此，雙方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差异。
2.南唐興佛而後周禁
根據歷史的記載，南唐從烈祖開始佛教就比較的興盛，後來又經歷了元宗、後主兩代人的支持，使得佛教在南唐疆域內得到了大範圍的推廣和普及。
出現這樣一種盛况的原因也和南唐皇帝有關係，他們鼓勵在全國範圍內修建寺廟，甚至還鼓勵老百姓剃度出家，南唐後主李煜自己甚至也是佛教的信徒。
當時，佛教在南唐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朝中君臣、民間百姓無疑不信奉佛教、不以佛教教義來要求自己，崇佛之風四起，佛教在南唐雖然沒有規定為國教，但實際上已經有了國教的地位和影響力。
相比較南唐的信佛成風，後者的情况則恰恰與之相反，佛教的發展不僅受到了限制，嚴重的時候甚至還被禁止，而這也離不開統治者的個人統治。
早期後周的大地上也有諸多的寺院和佛教的信奉者，畢竟唐朝時期佛教迎來一波發展的小高潮，但隨著後周世宗柴榮的上臺，佛教開始受到法律的限制。
後周世宗柴榮先是裁撤了大量的僧侶和尼姑，還毀掉了大量的佛像來鑄造錢幣，甚至於後期製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處理寺院和僧侶，以至於佛教在後周大地上遭到了巨大的打擊。
西元955年，後周皇帝還讓大量的僧侶還俗，更是明令禁止民間剃度為僧，將寺院、僧尼的數量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其餘多出來的部分皆予以廢除，將近八萬的僧侶成為了老百姓。
多年後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以宋代周，他在全國範圍內限制佛教發展的同時，也解除了柴榮對佛教的諸多限制，這一時期佛教開始進入理性發展階段。
綜上所述，後周與南唐在艺文發展、佛教發展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情况，一種是鼓勵而另一種則是抑制，為何會出現這樣巨大的差距呢？這就不得不說一下雙方的國情民情。
二、地域性、歷史性差异導致的
魏晋南北朝時期，大量的中原艺文人士南下，把中原文化帶入了南方，同時帶過去的還有歌舞藝術。隋唐年間，北方大部分土地都經歷了戰火的洗禮，但南方因不是經濟、政治中心所以一片祥和安定。
同樣的情况依然發生在五代十國時期，北方一直處於政權更迭、戰爭奪權之中，開始南方卻處於“保境安民”的狀態，和平使得大量的百姓由尚武之風轉變為崇尚艺文。
魏晋南北朝時期，本就是我國文學藝術發展的高峰，再加上又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與遞進，可想而知南方的文人的文學造詣達到了怎樣一種程度。
他們注重的不再是保家衛國的觀念，而是沉迷於和平帶來的文化發展，溫飽足而知禮儀說的就是這樣一個道理。戰事常無、國家安定，以至於統治者也開始沉迷於文學風潮，李煜更是創作出了大量的優秀詩篇。
都說兩宋時期是我國文化發展最鼎盛的階段，超過前朝所有的時代，從某個角度而言兩宋文化的快速發展並沒宋朝本身的功勞，而是南方幾百年來的文化沉澱的一種爆發。
可以說宋朝時期科舉制度繁榮昌盛，離不開南方輩出的人才與日益發達的文學教育，當然這樣一種文學發展的風潮也早就了兩宋時期軍事力量衰弱的情况。
北方的後周情况則與南唐相反，一直以來北方就是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碰撞、融合的前線戰場，隨著時間的推移農耕文化在影響遊牧文化的同時，遊牧民族的尚武之風也在影響中原地區的百姓。
這樣一種文化的差异導致北方經常會爆發戰爭，以至於硝烟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又何談追求禮儀和文化呢，惡劣的環境邊然會導致一種為了生存的尚武之風。
相比於南唐境內的百姓，後周之人多是武將、阿兵哥等，這些人的文化素養或許不高，但他們的武力卻遠遠超越南唐。總的來說，受南北方巨大的歷史因素、地域因素影響，南唐崇尚艺文風，而後周多是尚武之人，這種情況時無法避免的。
三、帝王統治需要導致的
自周天子之後，歷朝歷代就形成了一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以至於統治者製定或者採納某種政策是必然會從自己的需求出發，這就導致統治者的個人需求也會影響社會文化風氣。
上述提到，自南唐烈宗皇帝之後的三代帝王都崇尚文化之風，以至於南唐文化藝術的發展與這三人有莫大的關係。烈宗、世宗和後主皆是文化素養較高的人，儒雅風流的他們成為了社會風氣的導向，進而影響了整個南唐社會的發展。
南唐後主李煜喜歡吟詩作賦、書法畫卷，更喜歡音律舞蹈，多才多藝的李煜在皇宮之中更是收藏了各種各樣的圖書，南唐整個社會的文化與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另外，相比於中原王朝以儒家治理天下、控制天下，南唐多代君王皆以佛教治理朝政、控制國內臣民，所以因為帝王統治的需求使得南唐的佛教發展非常興盛，甚至於超過了南北朝時期的南梁。
相比較而言，後周統治者雖然也注重禮樂教化等文化知識，但他們的管道與手段更傾向於儒家文化而非佛教文化，歷朝歷代的中原王朝也皆是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
統治者對於思想文化追求的不同，也早就了南唐和後周思想體系的不同，如此以來佛教在南唐有著生存與發展的土壤，而它在中原不僅缺少土壤反而還會被儒家文化所抵制。
除了這樣一層因素外，還有一層因素就是政治經濟因素。南唐以佛教治理天下，更多的是用佛教的思想來統治老百姓，而不是以佛教的思想推動社會的發展。
後周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他們看中的不僅僅是儒家思想本身，更看中的是儒家文化對天下的治理和推動意義，甚至於選擇官吏也是以儒學為基礎，科舉制度便是最好的證明，南唐也有科舉但考的卻不是佛教只是。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佛教氛圍下的寺院、僧侶即使佔據大量的土地，他們也是不需要繳納任何稅收的。南唐多年來沒有經歷戰爭，和平發展的經濟環境，使得他們可以支撐這樣一種文化體系。
可是，後周處於中原地帶戰火不斷、硝烟不斷，這就容易導致經濟體的崩潰與落後。若是再大肆推廣佛教文化，朝廷不僅會失去大量的稅收來源，還必須要給寺院提供大量免稅土地，這無疑是不符合統治者需求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後周世宗柴榮登基之後，大量的寺院被取締、大量的僧侶還俗、大量的佛像被鑄造成錢幣是非常合理的，因為這樣既能够提供很多的勞動力，也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生產資料。
其實，無論是南唐崇尚艺文之風的文化，還是後周崇尚武務實之風的文化，都是與各地的實際情況相符合的，因為有生存和發展的土壤所以才會持續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