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
大家說科普
傳統的古生物學研究，歷史悠久，在一些人看來似乎遠離“前沿”，然而現代古生物的研究在繼承了經典古生物學的傳統（譬如化石採集、解剖學和分類學等）的同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什麼是科學的前沿？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如果依據ISI等論文資料庫去統計，不難得出一些結論。然而，如果基於交叉或新技術引發新的學科增長點，恐怕結果又會不太一樣。
202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德國馬普進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斯萬特·帕博（SvantePääbo）。他的專業背景是分子生物學，但研究的對象又是化石（或人類化石），囙此常規上，他所在的學科可以稱為分子古人類學或者分子古生物學。由於他研究探索的是進化問題，當然也是進化生物學家或進化遺傳學家。也有人說，他開創了一門新興的學科——古遺傳學或古基因組學。斯萬特·帕博雖然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古生物學家，然而這或許是歷史上古生物學與諾貝爾獎走得最近的一次了。
傳統的古生物學屬於地質學與傳統生物學的學科交叉，能够靠得上的一個大獎可能是克拉福德獎（CrafoordPrize），這是瑞典科學院專門為彌補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重要科學領域而設立的獎項，包括天文學與數學、地球科學、生物學等，也就是說每4年才能輪上一個領域獲獎，可見得獎難度之大。1992年，德國古生物學家阿道夫·塞拉赫（AdolfSeilacher）因在遺跡學這門新學科上的開創性貢獻獲得了克拉福德地球科學獎。2022年，哈佛大學的安德魯·諾爾（AndrewKnoll）被授予了克拉福德地球科學獎。他的研究聚焦生命的早期演化、地球早期環境歷史，以及如何搭建環境變化的地球化學記錄與化石記錄之間的聯系。安德魯·諾爾是一比特古生物學家，同時也是地球化學家。
19世紀的達爾文因為站在地質學與生物學兩大學科的高峰，才創建了生物進化學說。從事交叉學科的學者雖容易取得真正原創性的突破，但是伴隨的也常常是非同尋常的曲折道路，因為學科壁壘的存在是學術界的一個長期現象。囙此，過分強調學科身份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成為阻礙學科交叉發展的障礙。
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古生物學如今依然受到很大的關注，我認為一方面得益於持續不斷、激動人心的新發現。古生物學涉及眾多地質學和生物學的分支學科，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都可能產生新的學科生長點，從而產生被大家稱為“前沿”的科研成果。但對眾多化石寶庫的研究顯然不是古生物學家的自留地，還需要更多不同學科學者的加入，才能真正推動這一學科更大的發展。
另一方面，古生物學家們也在借助新的科技不斷拓展學科的交叉，為我們認識地球生命演化和環境變遷提供新的認識。除此之外，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古生物學在進化生物學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對生命進化過程與機制的認識是幫助我們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兒來？我們最終往哪裡去？”這些哲學問題的關鍵。
古生物學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也是最容易與人文科學產生碰撞的學科之一。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也是克拉福德獎的得主）曾經說過，“五大學科（古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進化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的大融合，是科學蓬勃發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貞不二的盟友。”由此，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古生物學這門古老的學科，未來依然前景可期。只要我們持之以恒，以開放的心態不斷探索，什麼是古生物學研究的前沿就不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