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即魏武帝，字孟德，小字阿瞞，他是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詩人，東漢末年權相，太尉曹嵩之子，曹魏的奠基者。下麵老資料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時就有了變化。
楊沛在曹操和曹丕兩代的不同際遇，很說明這種變化。
楊沛，馮翊萬年人。初平年間，作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他歷任曹操時期長社令，九江、東平、樂安太守，鄴令，護羌都尉，京兆尹等職，一再為曹操所稱讚。
他任長社長時，曹洪的賓客徵調不肯如法，楊沛先打斷他的脚，然後殺掉。曹操以為能。
在九江、東平、樂安任內，也並有政績。
沛因坐與督軍爭鬥而髠刑五歲。輸作未竟，曹操聽到鄴下頗不奉科禁，想起楊沛的嚴能，遂從徒中起沛為鄴令。
曹洪、劉勳等聽得消息，遣家騎馳告子弟，使各自收斂。
這樣一比特嚴能之吏，到曹丕時卻是“冗散裡巷”，“家無餘資”，“妻子凍餒”。
楊沛前後不同的際遇，說明曹氏父子用人標準的不同。
像楊沛這樣以嚴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為這一變化的標誌的，是九品官人法的製定。
製定的時間是曹丕已即王位還未受禪稱帝的延康元年，製定的人是陳群。
《三國志•魏志•陳群傳》載：“文帝（曹丕）在東宮，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關於九品官人法出現的背景和具體辦法，《通典•選舉典》有如下的論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征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品。”
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現，就是為衣冠士族服務的。
州郡縣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職的本地人來承擔，而這些任職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為主。
擔任中正職務的另一條件是德充才盛。
德的問題一提出，無德無行，不仁不孝，受金盜嫂的人就很難品評出來了。
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於是對曹操“唯才是舉”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
事實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來後，中正一職就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評的人物，其高品都為世家高門所獨佔。
當然，這裡也有個演變過程，如西晋的衛瓘所說：“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遺風。”（《晋書•衛瓘傳》）
但不久，問題就顯露出來了。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夏侯玄和司馬懿論中正制之失時，已經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三國志•魏志•夏侯玄傳》）。
後來，到了西晋時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評人物制度下，如劉毅所說，已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晋書•劉毅傳》）。
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實質上是漢末月旦評的延續，只是月旦評是社會輿論，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評定。
主持月旦評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兩者是一樣的。
陳群在曹操時代，只作到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椽。
他的態度是：“在朝無適無莫（凡事無可無不可），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三國志•魏志•陳群傳》）
但曹丕一上臺，他就活躍起來了。
另外，司馬懿，在曹操時也無地位，曹丕時也重要起來。
陳群、司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樣高，成為在曹丕死時受遺詔輔政的人物。
世家高門在當時是不可抗拒的社會勢力，陳群、司馬懿是世家高門的代表人物。
曹丕借助他們以鞏固曹家政權，他們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發展世家大族的勢力。
曹魏也有封國制，但名號是虛封，皆不食租。
自曹丕稱帝以後，朝廷對宗室頗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難自處。他們名義上是王公，實際上毫無權力，甚至連人身自由都沒有，形同囚犯。
法令規定：諸侯王皆須就國，不得停留京師；諸侯王不得輔政；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與別人交往。陳壽在《三國志•魏志•武•文世王公傳》中這樣評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比特號靡定，大小歲易。”
另一比特史家也評論：“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减，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濟為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裏，又為設防輔監國以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傳，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渙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論》。
魏王公的具體情況，可以陳思王曹植為例。
“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植以前過，事事複减半。”（《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
所謂“前過”，就是曹操愛植才，欲立為王太子。
曹丕即位後，懷恨在心，故對植特為苛薄嚴峻。
曹丕有一次發世家子弟為兵，諸侯國世家子弟也在發中。
曹植上疏懇求停發他的世家子弟。
他所陳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諸侯王封國的可憐相。
他說：“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逾矩。虎賁官騎及親士凡二百人而名為魏東藩，使屏藩王室，臣竊自羞矣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令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瞆者，二十三人。”
就曹植的情况說，裡面有曹丕對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內。
但曹魏封國的整個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會有什麼質的區別。
九品中正制的實施和王公封國的實際待遇，反映了曹丕統治下的政局之狹隘、猜忌的情調，已失去了曹操時期的相當開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