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雜記》記載），齊地菑川人，為西漢名臣。老資料網小編知道讀者都對此很感興趣，接下來就和各位一起來瞭解，給大家一個參攷。
元光五年（前130年）八月，漢武帝再次下詔各郡國舉賢良，菑川國再一次推薦公孫弘赴京。能够進京接受皇帝召見，這絕對是天大的機會。元光元年（前134），廣川人董仲舒就是在與武帝的策問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而名揚天下。但公孫弘對送上門的機會卻予以婉拒，建元元年（前140）公孫弘就曾被郡國舉薦入京，卻因出使匈奴的結果讓漢武帝很不滿意，又辭官回鄉。但郡國官員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七十歲的公孫弘只好應命。
公孫弘年少時因通《詩》、《書》而聞名郡國。漢文帝前元元年（西元前179年），二十一歲的公孫弘與同齡的賈誼一道被征為博士，這年董仲舒才剛剛出生。文帝剛繼位時，陳平、周勃等一批功臣勳貴把持朝政，賈誼，公孫弘這樣的年輕儒生倍受排擠，賈誼被放逐到長沙國任相，公孫弘也因犯錯去職回家。窮困的時候，公孫弘被迫當郡國豬官到海邊放猪。四十歲的時候開始學《春秋公羊傳》，也學有所成，名揚郡國。
第三次被徵召入朝後，武帝向眾賢良發下制書策問天上人之道。太常閱卷後認為公孫弘的對策老生常談，並無多少新意，將其列為下等。不料疏文呈上後，武帝一眼就看中了公孫弘的文章，將其提升為第一，並詔公孫弘入見，拜為博士。
作為一個儒學經師，公孫弘對於《春秋公羊傳》的研習不及更具學者氣息的董仲舒。但歷盡歲月打磨的公孫弘處事更為圓滑，其思想也更貼近實際。對策中提出的四條治國要點除了儒家宣揚的仁、義、禮，還有法家的權術。漢武帝其人外儒內法，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但只是借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維護皇權，並沒有把儒家經學真正用於治國理政中。在內心深處，漢武帝認可的還是法家，這符合武帝一貫的霸道風格。董仲舒書生氣太重，偏理想化，不會靈活變通，所以武帝對他敬而不用。
公孫弘就不一樣了，善於融合變通。比如主張法不遠義，和不遠禮，即法令要考慮到道德人情而不遠離道義，百姓就會服從法令，不背離道義；和諧要堅守基本的人際原則而不遠離禮節，百姓就會彼此親近而不發生衝突。這種儒法合流的治國理念比純粹的儒學治國更實用，也很對漢武帝的脾氣，因而公孫弘得以被武帝重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被武帝封侯拜相，走上了人生巔峰。
漢朝建立以來，丞相均為功臣勳貴，唯獨公孫弘出身布衣，沒有
侯爵。於是武帝下詔封平津鄉650戶給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公孫弘由此成為漢朝以丞相封侯第一人，此後以丞相封侯的慣例亦始於此。
武帝任用公孫弘一方面用他推行儒家治國，另一方面則是看重了公孫弘出身草根，無政治根基背景。布衣丞相公孫弘也深知武帝用意，從不與武帝發生正面爭執，武帝一旦與其意見不合，公孫弘馬上認錯請罪，然後再從長計議。武帝問政時，公孫弘都是把各種建議都提出來，讓武帝自己選擇。
不過公孫弘也並非對武帝毫無原則的順從，作為一個儒者，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線。漢武帝曾想把建設北方朔方郡，朝鮮滄海郡與經營西南夷一起實行，公孫弘認為這樣人民負擔太重，就上奏不修朔方郡，武帝不准其奏。但公孫弘並沒有放弃，而是後退一步向武帝請罪，給武帝一個臺階下。然後迂回周旋使漢武帝停止了修滄海郡與經營西南夷，減輕了人民負擔。
漢初博士專於學術，皇帝雖會問政於博士，但只是諮詢，博士在政治決策中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漢武帝罷黜百家後，朝廷只設立研習儒家五經的博士，但這時的五經博士只是比之前更具有話語權，依然沒有決策權。直到公孫弘的出現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公孫弘規定五經博士設定弟子五十人，作為人才庫備用，通過經藝考試從中選拔人才做官，將經學與功名掛鉤。於是天下之人競相研讀經學，儒家士大夫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漢武帝臨終時，給漢昭帝留下的四比特輔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全是功臣貴戚。到漢宣帝臨終時，給漢元帝留下的三名輔政大臣史高、蕭望之、周勘，其中只有史高是外戚，蕭望之和周勘都是儒家士大夫。這一變化的背後推動者正是公孫弘。
董仲舒奠定理論，公孫弘具體執行，二人為儒家思想的發展立下了大功。但一提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人們只會想起董仲舒，公孫弘的知名度則要小得多。一方面是董仲舒率先提出了觀點，掩蓋了後來者的光芒。另一方面則是公孫弘私德有虧，不為後世人推崇。公孫弘為人表面寬和，實則氣量狹小。因董仲舒才學在公孫弘之上，公孫弘就設法把董仲舒遷為膠西相。膠西王嬌縱不法，殘忍暴戾。公孫弘想借刀殺人，結果董仲舒命大，當了幾年膠西相後就辭官歸隱專心做學問去了。
對於其他朝臣，公孫弘也經常挖坑使拌。每次奏事，公孫弘都讓別人先說，自己看武帝臉色見風使舵，因而被武帝讚賞信任。卻也得罪了朝臣。直臣汲黯就被其坑過好多次，氣得汲黯在武帝與朝臣面前當眾指責公孫弘多詐而無情實，說好的跟我一起上奏，可最後卻變卦又反對當初商量好的奏議，是不忠誠的表現。公孫弘囙此記恨汲黯，
右內史管界內多有達官貴人和皇室宗親居住，很難管理。公孫弘就向武帝提議調任汲黯為右內史，想讓汲黯去觸犯達官顯貴，引火焚身。但汲黯剛正不阿，執法嚴明，武帝都對他很敬重。在右內史任上政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從未廢弛荒疏過。
有這樣的污點，公孫弘的知名度不如董仲舒也就不足為怪了。但就此定論公孫弘是一個壞人也不對。前面講到的他能以天下蒼生為重勸諫武帝就是一個閃光點。此外，公孫弘作為一個丞相，俸祿很高，卻十分的低調節儉，史載他“夜寢為布被”，“食一肉脫粟之飯。”俸祿都用於周濟自己草根時代的貧賤之交。汲黯說他的節儉是沽名釣譽，他則回應道齊國的管仲生活富貴奢華，而晏嬰節儉樸素，兩人都把齊國治理得好好的。結論就是，臣子的生活是豪華還是簡樸，只是個人生活作風問題，與他對國家的貢獻沒有聯系。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孫弘的確私德有虧，但並沒有對他治國理政造成多大負面影響。他確立儒家經學的政治地位，在執政過程中能以天下蒼生為重，於國於民還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