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有哪些經歷呢?

在東晉初年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比特風雲人物——溫嶠。他沒有“曆相四君”、號稱“仲父”的王導那麼高的聲望,也沒有“威靜荊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樣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終地擁戴東晉皇室,藉以維護江南地區的統一,處處以大局為重,機智勇敢地與分裂勢力作堅決的鬥爭,這些,卻是王導與陶侃遠遠比不上的。

在東晉初年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一比特風雲人物——溫嶠。他沒有“曆相四君”、號稱“仲父”的王導那麼高的聲望,也沒有“威靜荊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樣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終地擁戴東晉皇室,藉以維護江南地區的統一,處處以大局為重,機智勇敢地與分裂勢力作堅決的鬥爭,這些,卻是王導與陶侃遠遠比不上的。

溫嶠畫像

溫嶠(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縣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亂,匈奴族劉聰、羯族石勒等率兵橫行中原,北方士族紛紛南遷避難,只有平北大將軍劉琨死守並州一隅,與劉聰、石勒苦苦相持。劉琨對溫嶠十分器重,將他請來並州,任為參軍。溫嶠經常率軍為前鋒,討伐劉、石,屢立戰功。當時並州土地荒凉,城池殘破,外有強敵環伺,內則寇盜蜂起,形勢十分險惡。二十幾歲的溫嶠,成了劉琨倚憑的得力助手。

西元316年,匈奴兵破長安,擄晋湣帝,西晋滅亡。溫嶠奉劉琨之命,渡江南下,勸鎮守建康(今南京市)的琅琊王司馬睿稱帝,以系民心。溫嶠慷慨陳詞,深得司馬睿與王導、庾亮等朝士的器重。不久,司馬睿稱帝,是為東晉元帝。

溫嶠完成使命後,多次要求回並州覆命,都被東晉君臣留住。不久,即傳來了劉琨遇害的噩耗。溫嶠悲憤异常,上書元帝,要求褒獎劉琨,以慰海內之望。元帝總算答應了他的要求。溫嶠也就一直留在江南。

永昌元年(322年),擁强兵、居武昌上游的大將軍王敦以誅殺奸臣為名,率軍直撲建康。此時,戰功卓著的大將陶侃被遠遷至廣州,王敦的族弟、前鋒大都督王導首鼠兩端,大將周劄、劉隗等或開門迎敵,或大敗而逃。王敦很快便攻陷了都城建康,晋元帝實際上成了俘虜。

城破之前,元帝之子、年方二十三歲的太子司馬紹氣憤難忍,欲駕車出城,率少數阿兵哥與叛軍拼命。這時,身為太子中庶子的溫嶠急忙死死地拉住馬絡頭,苦苦勸諫道:“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司馬紹不聽,溫嶠情急,抽劍砍斷馬肚子上的皮帶,這才勸住了他。

王敦攻下建康後,一時尚不敢取代司馬氏稱帝。司馬紹“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素來為王敦所忌憚。於是王敦大會百官,欲誣以“不孝”的罪名,將他廢了,聲色俱厲地問溫嶠:“皇太子有什麼德稱,而居此大位?”溫嶠絲毫不為王敦的淫威所屈,從容答道:“太子既有鉤深致遠之才,又有事親盡孝之禮,可謂賢孝雙全了。”百官都認為確實如此,王敦的陰謀才沒有得逞。

王敦在建康縱兵搶劫,誅戮朝臣,“改易百官及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隨心所欲,無所不為。不久,退還老巢武昌,但仍然是大權在握,遙制朝政。晋元帝於這一年憂憤而死,司馬紹繼位,這就是東晉歷史上最有作為的晋明帝。明帝拜溫嶠為中書令,機密大事都與他商决。這又引起了王敦的忌憚,於是錶請溫嶠擔任自己的左司馬,目的是要把他捏在自己的手心裏。明帝無力阻擋,溫嶠只得離開了建康。

溫嶠一到武昌,就對王敦講起帝舜服事唐堯、周公輔佐成王的故事,暗中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效忠晋室。豈知王敦志在奪取皇位,哪裡聽得進半句!於是溫嶠便裝出恭敬的樣子,勤勤懇懇地為王敦辦理公務,並不時出謀劃策,投其所好。王敦也逐漸對他有了好感。錢鳳是王敦最寵信的心腹謀士,溫嶠又百般結好錢鳳,經常為他吹噓,說他“滿腹韜略”。溫嶠素有知人的美名,得到他的稱讚,錢鳳自然十分高興,也就深深地結好溫嶠。不久,丹陽(今南京市南)尹空缺,溫嶠便對王敦說:“丹陽是京師的咽喉,最好由明公選良才擔任;如果由朝廷任命,只怕不合明公的心意。”王敦一聽有理,就問:“你看誰去合適?”溫嶠明知王敦離不開錢鳳,卻故意說:“我認為沒有比錢鳳更合適的了。”錢鳳一聽,也趕緊推薦溫嶠。這一來,正中溫嶠的下懷——他的目的就是借機離開王敦,好替朝廷效力。表面上卻百般推辭,說自己能力差,不足當此重任。王敦哪裡肯依,任命溫嶠為丹陽尹,並要他暗中觀察朝廷的虛實,隨時向自己報告。

溫嶠擔心自己一走,錢鳳就進讒言,致使王敦改變主意,追回自己。於是心生一計,在王敦為他舉行的餞別宴會上,溫嶠起身行酒,到了錢鳳面前時,錢鳳還沒有來得及飲,溫嶠便裝出喝醉的樣子,用手板將錢鳳的帽子擊落於地,嚴厲地說:“錢鳳算什麼東西?我溫太真敬的酒竟敢不飲麼!”弄得錢鳳十分狼狽。王敦以為溫嶠真的醉了,連忙將兩人勸開。第二天,溫嶠臨出發前,與王敦話別,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好不傷心。幾次出了閣門又返身回來,顯出和王敦難捨難分的樣子,最後才上了路。果然,溫嶠剛走,錢鳳就對王敦說:“溫嶠向來和朝廷關係密切,又與朝臣庾亮等人交往很深,只怕不可輕信。”王敦不滿地說:“太真昨天喝醉了酒,稍微得罪了你,你怎能因為這個原因就來說他的壞話!”錢鳳無言對答。溫嶠終於機智而巧妙地脫離了虎口。

溫嶠一到建康,立即把王敦的叛逆活動全部報告了晋明帝,勸晋明帝早作準備,又和庾亮等人共同商量討伐王敦的計畫。王敦知道後,咬牙切齒地說:“我竟然中了溫嶠這小子的圈套!”並揚言:待活捉溫嶠後,要親手將他的舌頭拔出來。

可是,遲了!晋明帝决意討伐王敦,部署已定,於太寧二年(324年)下詔歷數王敦的罪惡。王敦勃然大怒,再次起兵進攻建康。然而,此時他已重病在身,只得命其兄王含為元帥,與錢鳳等率水陸大軍五萬,直撲建康南門外的秦淮河。叛軍在兵力上佔優勢,又是拼命而來,兵鋒頗銳。東晉方面統率秦淮河北岸諸軍的,正是大將溫嶠。溫嶠見寡不敵眾,就下令燒毀河上的浮橋。明帝正想親自率軍進攻叛軍,聽說浮橋被燒,以為溫嶠膽怯,大為惱火。溫嶠解釋說:“眼下宿衛部隊人少勢弱,四方援兵未至。叛軍狼奔豕突,萬一危及社稷,後果不堪設想。陛下何必愛惜一座橋?”過不多久,王含、錢鳳率叛軍蜂擁而至,卻被阻隔於秦淮河南岸,無法前進,時間一長,士氣漸漸衰竭。東晉方面的援軍卻在蘇峻、劉遐等率領下,源源不斷地開赴戰場。溫嶠看准時機,與蘇峻等一起,夾水猛擊叛軍,大敗王含。王敦接到敗報,又急又怒,一命嗚呼。叛軍土崩瓦解,王含、錢鳳都被殺死,延續二年的王敦之亂被迅速平定了。

太寧三年(325年)閏八月,晋明帝病逝,五歲的兒子司馬衍繼位,是為成帝。其母庾太后臨朝稱制,溫嶠與王導、庾亮等同為顧命大臣,而實權則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討平王敦之亂時,大將蘇峻立有戰功,此時鎮守曆陽(今安徽和縣),擁有强兵,對庾亮的專權極為不滿,“潜有異志”。鎮守荊州的陶侃也對庾亮心存芥蒂。庾亮對這兩人都很不放心,一面任命溫嶠為江州刺史,鎮守武昌,以防備陶侃;一面又徵召蘇峻入朝為大司農,實際上是奪去他的兵權。王導等大臣認為這會促成蘇峻的反叛,“舉朝以為不可”,溫嶠也多次上疏,勸庾亮不要行此險著。庾亮不聽。果然,蘇峻害怕入朝被殺,就聯合大將祖約,舉兵叛亂。

當庾亮决意徵召蘇峻時,溫嶠就要求立即率兵入衛建康,以備不虞。庾亮卻寫信給他說:“我憂慮荊州(指陶侃),甚於憂慮曆陽(指蘇峻),足下不要越過雷池(江州境內地名)一步。”由於庾亮西憂陶侃,北憂蘇峻,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他在軍事上實在是個庸才,與叛軍剛一交鋒,就連吃敗仗。鹹和三年(328年),蘇峻攻破建康。庾亮狼狽逃亡到江州依靠溫嶠,手頭已無一兵一卒。溫嶠並不以其敗奔而冷落他,對他仍然十分尊敬,並和他一起謀劃討伐蘇峻。但是單靠溫嶠的部隊,力量遠遠不夠。當時,兵力最强、聲望最高的是陶侃,囙此,能否說服陶侃共同起兵,成了勝敗的關鍵。

溫嶠約陶侃共舉義旗,討伐蘇峻。陶侃一恨明帝臨終時,未任自己為顧命大臣;二恨庾亮修築石頭城,任命溫嶠鎮守江州,都是為了防備自己。於是藉口“我是疆場外將,不敢越局過問內事”,拒絕出兵。溫嶠“固請之”,並且推他為盟主,陶侃這才勉强同意了。溫嶠立即率領水師,沿長江順流而下;又陳列蘇峻罪狀,移告四方諸鎮,連兵大舉。哪知行到中途,陶侃又動搖起來,打算撤兵回去。溫嶠再一次致書陶侃,動以利害,並以蘇峻殺死其子陶瞻一事來激勵他。陶侃這才重又“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這一來,義軍兵勢大振,“旌旗七百餘裏,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然而,當義軍乏糧、戰事受到挫折時,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溫嶠苦口婆心地勸道:“當年昆陽大捷與官渡之戰,劉秀與曹操能够以寡勝眾,靠的就是內部團結啊。明公為什麼捨棄即將勝利的大功,而作撤軍西歸的打算呢?國難當頭,正是我們臣子效命之日。眼下的情勢,猶如騎在老虎背上,怎能中途停下來呢?明公一旦單獨西歸,軍心必然受沮,大事必然敗壞,那麼,義旗就會反轉過來,指向明公了。”陶侃無言以對,終於留了下來。

陶侃東下之時,人們紛紛傳說他要乘機殺掉庾亮,以謝天下。庾亮十分害怕。溫嶠深知:大敵當前,將相不和,必敗無疑。於是力勸庾亮去向陶侃道歉。庾亮無奈,只得硬著頭皮來到陶侃軍中,向陶侃拜謝,並引咎自責。陶侃深受感動,終於盡釋前嫌。三人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在溫嶠的直接指揮下,晉軍終於收復建康,迅速平定了蘇峻、祖約之亂。

王敦、蘇峻兩大叛亂集團的覆滅,為東晉王朝內部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這在客觀上也有利於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溫嶠則是平定這兩次叛亂的覈心人物,連叛軍頭腦蘇峻、祖約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難怪《晋書》要稱他為“中興名士”、清人王夫之要在《讀通鑒論》中稱他“人傑”了。

溫嶠處處以國事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當初庾亮敗投他時,帶來太后詔書,說是拜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溫嶠答道:“當今之急,應當以消滅敵寇為先。功勳未立,怎能先受封賞?”固辭不受。蘇峻叛亂平定後,由於溫嶠“忠誠著於盛世,勳義感於人神”,舉朝欲留他於都城建康輔政。溫嶠考慮到王導資格較老,堅決將這位置讓給了他。又因“京邑荒殘,資用不給”,留下了大批軍中物資後,自己仍然還鎮於武昌。

溫嶠敢於指出別人的過失,也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司馬紹為太子時,曾於東宮建造閣樓,頗為勞費。溫嶠便上書勸諫說:朝廷草創,大敵未滅,應以兵農為先,不宜大興土木。司馬紹接受了溫嶠的意見,當即下令停工。在追剿王敦叛軍的戰鬥中,大將劉遐“放兵擄掠”,溫嶠勸道:“天道助順,囙此叛軍敗亡,怎能因亂為亂呢?”劉遐深受感動,連忙謝罪。蘇峻叛亂時,溫嶠屢說陶侃,陶侃不肯發兵,溫嶠只得順著陶侃,派人送信給他說:“明公姑且堅守荊州,我先率軍東下。”使者已出發了兩天,參軍毛寶知道後,立即對溫嶠說:“凡舉大事,靠的就是內部團結一致。趕快派人追回原信,改成‘一定要並力西征’。原信若追不回,也得再重寫一封。”溫嶠一聽有理,火速命人日夜兼程,追回了原信。陶侃也終於答應共同西征。戰鬥打響後,溫嶠考慮到叛軍多騎兵,便於陸戰;義軍多舟師,利於水戰。欲以己之長制敵之短,宣令三軍:“將士有敢擅自離船上岸者,斬無赦!”適逢蘇峻派人運米萬斛接濟祖約,被先鋒毛寶撞見。毛寶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從。哪有敵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毅然率軍弃舟上岸,襲擊敵軍,奪得了全部米糧,消滅了萬餘敵軍。溫嶠知道後,不但不怪罪,反而重賞毛寶,稱讚他能相機行事。

經過了王敦、蘇峻兩場叛亂,晋室元氣大傷,都城建康“民物凋殘”,“宗廟宮室並為灰燼”。這時,溫嶠等大臣都主張遷都於南方的豫章、會稽等地。這實在是一個大失策。處於中原紛擾、北敵外逼之時,如再將都城南遷,示弱於人,外敵乘機入侵,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幸虧王導力排眾議,遷都之事始息。

晋明帝曾因“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溫嶠於是上疏,大致內容是:勸課農桑,發展生產;除前線臨敵之軍外,其餘部隊都應“且田且守”,以減輕國家與人民的負擔;精簡機构,選拔清廉之士為官;廢除牽連制度,取消滅三族之刑。這些建議大部分為明帝所採納。溫嶠自己在地方官任上,也能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晋成帝鹹和四年(329年)四月,溫嶠病終於江州任上。“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當時,他才4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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