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779年，對於唐王朝來說，註定是一個極其不平常的年份。因為，這一年裏曾平定了“安史之亂”的唐代宗李豫離開了人世。而也就是在這一年，唐德宗李適繼位。正是這個皇位交替歷史瞬間，對於此後中晚唐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因為，唐德宗所捕手的唐王朝，顯然是一個爛攤子。在“安史之亂”過程中，唐朝為了能够應對安史叛軍，便在內地廣建節度使。並且，在唐代宗時期因為邊患問題的加劇，李豫更是對安史叛軍佔據的“河朔三鎮”採取了招降的辦法。這所有的一切，對於剛剛繼位的唐德宗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困局，歷史上的唐德宗在繼位之初可以說儼然一代中興之主的模樣。在其繼位之後，先是罷免了四方朝貢，使得朝堂儼然一幅新朝氣象。並且，對內唐德宗更是選擇親信朝臣，從而疏遠宦官。同時，對此後王朝賦稅制度纏身深遠影響的“兩稅法”，在德宗一朝也得到了實施。
但是史書對於唐德宗的評估，更傾向於將其歸類於昏君的行列。其中《新唐書》的描述，更為露骨一些，評估其“猜忌刻薄，强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當然，這只是對唐德宗評估的一部分而已，史料大體都更傾向於將這位君主列入昏君的行列。那麼，歷史上在位27年，本可成為中興之主的唐德宗，為何成為了昏君？
首先，唐德宗的人生履歷同唐玄宗有很大的相似點，這個相似點便是前明後暗。正如剛才提到的一樣，唐德宗繼位的初期，可以說是一派新朝氣象。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唐德宗卻沒能將自身的美好形象一直維持下去。以至於，在其執政的中後期，犯下了諸多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對於唐王朝此後的歷史來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唐德宗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况，同“奉天之難”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繼位之初唐德宗便致力於打擊藩鎮勢力。但是，結果卻事以願違，面對藩鎮勢力的激烈反彈，無奈之下的唐德宗只得離開長安出逃奉天，這便是中晚唐歷史上的“奉天之難”。而也就是在這次變亂過後，唐德宗則完全失去了往日匡扶李唐江山的雄心。並且，諸多錯誤的政令在這段時期也魚貫而出，以至於這一切最終夯實了唐德宗的昏君的頭銜。
先從削藩的角度上來看，唐德宗執政後期的國策同其前期國策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同於繼位之初的强力削藩政策，在“奉天之難”後，唐德宗對於藩鎮則採取了姑息的策略。這樣的情况下，使得本已經受到一定打擊的各地藩鎮勢力死灰復燃。這是因為，唐王朝國策的轉變，使得此前削藩的成果近乎被付之一炬。尤其是“河朔三鎮”，在德宗之後，完全成為了鐵板一塊。
如果說削藩政策的改變，完全是迫於無奈的話。那麼，接下來的這些舉動則完全是唐德宗自身的問題。在“奉天之難”過後，唐德宗一改此前勵精圖治的模樣，完全成為了一個視財如命的存在。這個時期的德宗，恢復了四方的來貢，並且常常向地方州縣索要貢品。而唐朝的地方官吏，往往也以此為藉口欺壓百姓。這樣的情况下，我們就能發現，在經歷了德宗一朝前期的戰事過後，到了德宗執政後期，民生非但沒有得到有效的恢復發展，反而陷入了凋敝的境地。
其次，唐德宗在執政後期的用人方面也有著巨大的失誤。因為，在“奉天之難”過程中，唐德宗落魄之時僅有宦官跟隨，使得德宗皇帝在變亂結束後，更加的親信宦官以及善於諂媚的佞臣。自認為宦官比朝臣可靠的唐德宗李適，將神策軍交到了宦官的手中。這樣的舉動，在以往中國歷史上是完全沒有的。而也就是這個決定，使得此後唐朝的宦官能够以兵權挾持皇帝。歷史上德宗之後的皇帝，近乎都是由宦官廢立，甚至殺害的。這點可以說是唐德宗在執政晚期，最大的一個失誤。
歷史上在位27年的唐德宗，可以說是一個處在歷史拐點的皇帝。因為，在他之後的唐朝雖然有過中興的景象出現，但最終也沒能解决德宗一朝遺留下的問題。尤其是宦官亂政的情况，直到唐昭宗時期才得以被根治。但到了那個時候，唐王朝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