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作為宋代的政治主體和文化精英，宋朝之興盛自然離不開其貢獻。感興趣的讀者和老資料網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北宋是自漢唐盛世之後的另一個盛世王朝。
陳寅恪先生曾說過：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可見宋朝的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高峰，宋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得益於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皇帝的治國理念。
北宋建國之初，為了防止國內形成軍事割據勢力而威脅中央政權，宋太祖採取了以文官治國的策略，與士大夫共同治天下。
在此治國的策略下，士大夫在北宋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同時也是文學藝術的創造與傳承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士大夫承擔了更多重要的社會責任。
一：士大夫的概念
士大夫是由“士”與“大夫”兩個稱號的合併演變而來。
什么是“士”？士在《說文解字》中是：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凡士之屬皆從士。鉏裏切。
對“事”的解釋為：
職也。從史，之省聲。鉏史切。
從《說文解字》中對士的解釋可以看出，士是一種職位，善於辦事，從眾多事物中總結歸納出最根本道理的道理。
從《漢書·食貨志》“學以居比特曰士。”《後漢書·仲長統傳》“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周書》“太子晋，胄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
以上對“士”的描述是讀書有才智的男子，同時也是統治階級中的一種職位。
“大夫”也是古代的一種官職的名稱。西周以後的諸侯國中，國君下有卿、大夫十三級。
“大夫”世襲且有封地，在《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中“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後來大夫成為一般任官職者的稱呼如：御史大夫、光祿大夫、大中大夫等。
“士”與“大夫”兩個稱號的合併應該是從戰國時期，在《周禮·冬官考工記》中就有對士大夫的解釋是“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
從這裡可以看出士與大夫這兩個本來是不同階級地位的貴族，已經合併使用，而且在職責上是擔任官職的貴族官員。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打破貴族世襲的壟斷，科舉制度成為統治者選拔人才有力通路和工具。
庶人通過讀書獲取入朝為官的機會，士大夫的階層從結構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北宋時期的“士大夫”通常指的通過讀書，考取功名進入仕途的官員，他們是學者與官僚的結合體，因為治國的方針，士大夫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總的來說，士大夫形成於戰國時代，其社會身份身份變化與政治角色的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在轉換，到了宋朝士大夫的身份與政治角色才正真的定型。
士大夫具備了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他們不僅需要熟讀儒家經典，而且還要具備琴棋書畫等高雅的才藝，同時還具有道德表率與教化的職責。
二：北宋士大夫的特點
士大夫無論在文學發展或政治改革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他們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受到皇帝的重用，許多士大夫官至宰相。
也有士大夫因政治原因而遭貶，與其他士大夫政治理念不同，但是他們始終都懷有“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兼濟天下的理想胸懷。
北宋士大夫不僅是文學家，同時也是改革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們是北宋的綜合性的人才。
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和晏殊等他們不僅是文學家而且也是參與政治改革的政治家。
1、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
儒家實現自我的價值過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北宋時期的士大夫真正的負起了無論“窮”或“達”都以“兼濟天下”、“以天下為己任”為使命。
在朝為官無論是昇還是貶，都心系國家百姓，“進退皆憂”“後憂後樂”的精神被廣泛的士大夫所接受。
北宋理想型的士大夫代表當屬范仲淹，其在晚年所寫的《嶽陽樓記》中：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完全體現出了士大夫的憂國、憂民的特點，完全超越了儒士對自身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最具代表性的也當屬范仲淹，其一生仕途幾經沉浮。
在“慶曆新政”失敗後，被貶出京，但是他仍然不忘為國家與百姓謀福祉，在鄧州任職期間寫下了“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裏。”。
在潤州，范仲淹任職時寫到“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
還有蘇軾，終其一生“竊懷憂國愛之意，自小為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
他“常欲挺身而許國”“惟當披露腹心，捐弃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直到晚年因與新黨政見不合遭貶，宋徽宗上任時獲大赦在回京途中病逝。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出身貧困，通過科舉入朝為官進入士大夫階層，輔佐皇帝。
而當時國家處於積貧，積弱的狀態，士大夫雖然持不同意見，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以天下為己任積極參與政治，他們追求的並不是以仕途、名利為最終目標。
他們不僅僅只是在官僚體系中，他們心系天下，就算仕途會遭受危機也並不能阻擋它們直言進諫。
所以“以天下為己任”“兼濟天下”可以說是北宋士大夫的最大的特點。
2、改革派
北宋的士大夫“心系天下”，為了解决社會的衝突，他們大膽的提出改革。
在文學上以歐陽修為主，宣導古文運動。
在政治上，北宋經歷兩次變法，以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領導的熙寧變法。
（1）文學改革
在北宋朝初年文壇上流行的是華而不實的駢偶體。
范仲淹於天聖三年（1025）寫的《奏上時務書》提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於文章。”
歐陽修繼承了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宣導的古文運動，積極推動古文運動，寫作必須切於事實，提倡寫作平實樸素。
歐陽修意在恢復儒家的道統學說，強調文以載道、文學必須經世致用，反對浮華文風，反對片面追求語言形式之美。
仁宗嘉佑二年，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知貢舉，主持省試並利用此次機遇對科舉考試的標準進行整頓。
在改革之前，考生中流行西昆體與太學體，考試的形式是先詩賦後策論，主要考察考生的詩賦能力為主，導致當時的讀書人專注於寫出優雅的詩賦，在寫作上完全脫離於現實。
嘉佑四年，歐陽修再次主持科舉考試，繼續整頓文風。
經過多年的努力，西昆體與太學體最終銷聲匿跡。
改革後經義在科舉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考生能更好地學以致用。
在歐陽修主持改革的科舉應試中為朝廷選拔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如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曾布、程顥、朱光庭等。
歐陽修的古文運動改革不僅是影響了北宋的文風，同時也對促進了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實用而具有教化的功能的散文風的地位。
在北宋的古文運動在經世致用的思潮引導下將古文寫作與社會政治結合起來。
北宋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的的影響深遠，這個影響一直持續延續到五四運動，直到白話文出現，才改變了文章的寫作形式。
（2）政治改革
北宋士大夫除了在文學改革之外，也積極的參與政治改革。
其中北宋年間就進行了兩次變法，一次是仁宗慶曆（1041年—1048年）年間范仲淹領導的慶曆新政改革。
另一次是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領導的變法，從熙寧二年（1069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也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宋太祖的重文抑武為治國方針，提高了文學士大夫的地位，但也存在許多貴族官員利用特權為自己的子孫謀職位。
到了北宋中期造成官僚隊伍龐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積貧積弱，同時也面對著外患遼和西夏的威脅，整個北宋內憂外患，威脅到北宋政權的統治。
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
因為“新政”觸及貴族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很快就失敗了，但這次的變法也為之後變革埋下了伏筆。
慶曆新政變革失敗後，國內的社會矛盾和外患並未的到解决，在急迫改革呼聲下，嘉佑三年王安石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當時並未得到宋仁宗的重視。
在熙寧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負責變法事宜。
此次的變法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分別是：富國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
富國之法包括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和均輸法。
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和軍器監法。
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
王安石變法持續到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
雖然北宋的兩次變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但是從變法的內容來看，這兩次的改革都涉及了政治、軍事和經濟的改革。
改革的思想不僅影響了宋朝，還波及後世直至當代。
從這兩次的變革中可以看出北宋時期是大夫對政治的參與、對國家的管理都有極大的參與，表現出了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及對國家的存亡的博大胸懷。
3、綜合性人才
北宋的士大夫是綜合性人才，他們不僅是傑出的文學家也是政治家。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就占六比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洵、蘇澈、曾鞏，他們不僅是傑出的古文運動的宣導者，同時也是在朝為官的官僚（政治家）。
在朝為官期間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政治改革，如范仲淹不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文學家、詩人和美術家等。
歐陽修是著名文、史學家和政治家，其開創了通經致用的治學風氣。他曆仕仁宗、英宗、神宗，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政知事，曾積極參與范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新政改革。
文學方面歐陽修成就斐然是古文運動的繼承者及推動者。
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家、學者和改革家，官至丞相。
宋仁宗嘉佑三年，王安石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購並。
蘇軾是文學家、書畫家，散文家和詩人，與父親和兄弟並成三蘇、在書法上的成就與黃庭堅、米芾和蔡襄的合稱宋四家，是中國古代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政治家。在宋哲宗時期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
司馬光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黃庭堅著名的詩人、詞人、書法家，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詩歌的成就與蘇軾並稱為“蘇黃”，書法上的成就為宋四家之一，作詞上與秦觀並稱“秦黃”，官職曾任校書郎、檢討官和秘書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