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兩部反映抗日戰爭敵後戰場遊擊戰術的影片《地道戰》和《地雷戰》曾經風靡全國，家喻戶曉。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是黨領導下的廣大抗日軍民為了打擊敵人、保存自己，在不利的地形和極其簡陋的武器裝備條件下，化整為零，在與敵周旋、殊死戰鬥中創造的遊擊戰術，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冀中地區必須堅守不能後退。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日軍逐漸將其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幾乎全部偽軍，對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大規模“掃蕩”。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和反“蠶食”鬥爭，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
1941年以後，日偽軍強迫敵佔區的老百姓在冀中地區周邊建據點、碉堡1000多處，使冀中根據地基本區的面積、人口减少2/3。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冀中軍區希望將機關、部隊撤至太行山根據地，待形勢好轉再返回冀中。晋察冀軍區領導認為可以考慮冀中軍區的意見，而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堅持認為應該堅守冀中根據地，因為冀中地區是華北重要產糧區，日軍正急於將華北變成兵戰基地。從冀中的客觀條件來看，是易攻難守的大平原，而且以八路軍的武器裝備水准，一旦撤出，幾乎不可能再返回來。囙此，從戰畧上看，必須不惜代價，在冀中地區抗擊日軍的“蠶食”和“掃蕩”，既要拖住日軍，又要為後來的戰畧反攻創造條件。
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與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相結合。在日偽冀中進攻之初，八路軍面臨兩大困難：一是冀中地區地處平原，無險可守；二是缺槍少彈，武器裝備簡陋且極度缺乏。這也是為什麼冀中軍區曾經考慮退守太行山一線的原因，打算利用山區地形，便於堅守。然而，從整個大局著眼，儘管八路軍無險可守、武器缺乏、裝備簡陋，也不能讓出冀中平原地區，那就需要發揮高度的主觀能動性，沒有條件就創造條件，想辦法改造地形，使平原的地形像山區一樣有利於堅守；利用有限的物質條件和土辦法，製造有殺傷力的武器；採用靈活機動的戰術打法，消滅敵人有生力量。
道地最初源於人民的創造，冀中的民兵、黨員幹部、老百姓過去為了防備敵人追捕，挖過“蛤蟆蹲”、地窨子、紅薯窖，敵人來了，人可以藏在裡面，但最大的問題是蹲在裡面只能藏不能打，而且一旦被敵人發現，跑都跑不了，所以“蛤蟆蹲”逐漸變成了兩個口，既能藏又能跑，但還是不能打。後來在八路軍工程技術幹部的指導下，道地發展為地上、地下工事相結合，地上工事能够掩護地道口，打擊敵人；地下工事要擴挖坑道，打好隔斷，防水、防毒、防火，打藏結合，既能隱蔽自己，又能打擊敵人。
地雷在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但過去只是作為障礙物使用，埋在陣地前，形成雷場，殺傷敵人有生力量。紅軍時期曾經用竹筒、罐子、木盒子裝上黑火藥，做成地雷用以殺敵。抗日敵後戰場地雷戰得到推廣、應用，一方面與八路軍的武器裝備過於簡陋、缺乏有關。八路軍用洋油桶、茶壺等罎罎罐罐或者用石頭製造雷殼，這種自造的土地雷成本低，一個土地雷和一顆子彈的成本差不多，但殺傷力卻比一顆子彈大得多，有了地雷就能緩解極端缺乏武器的困難。另一方面從戰術應用的角度來說，過去對地雷的應用法則是在陣地前方形成雷場，以遲滯敵人進攻。地雷戰中的布雷不是完全被動的防禦，而是用來封鎖敵軍交通，遲滯敵軍行動。敵人進村襲擾，地雷就埋在水井口、灶台旁、牲口棚和門窗處，無處無雷，無處不炸，嚇得敵人不敢進村。
麻雀戰是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時期，在和日軍作戰中總結出的戰術打法，特點是忽聚忽散、忽隱忽現、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用襲擊、伏擊、阻擊的辦法，找准機會對敵人進行零敲碎打。麻雀戰需要配合地道戰、地雷戰使用，三者是一個有機整體，這樣才能隱蔽、保護自己，消滅敵人。
體現人民戰爭特點。在黨的領導下，動員羣衆、組織羣衆，把羣衆經驗提煉、總結、昇華、推廣，集思廣益，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這些遊擊戰術。
地道戰後來發展成了連成一片的道地網，戶連戶、村連村，這時的道地不是一家一戶的道地，而是一個龐大的地下工程。這時的地道戰發揮的作用也不僅僅是防禦，反而具備了進攻的條件，可以用來逐漸包圍敵軍的據點，極大地拖累敵人，分散其兵力，為最後反攻做準備。地雷戰新增了日軍“掃蕩”的難度、阻滯了“蠶食”的速度，使敵人不敢輕易進佔村莊進行搶掠，有效地保衛人民的勞動果實和生命財產。八路軍把推廣地雷戰當成人民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造成陷敵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局面。在敵強我弱的情况下，運用麻雀戰不斷襲擾敵人，以最小的代價，給敵人製造最大的困難，打得他們聞風喪膽、坐臥不寧，逐步爭取戰爭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