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三星堆是非常神秘的一段歷史，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那麼為何三星堆文化和我國傳統中原文化差別那麼大？今天老資料網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地理受限
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青銅神樹，高395釐米，樹幹分三層九枝，樹枝上有果實和青銅鳥裝潢，主幹有龍循幹而下，蓄勢待發。如此誇張的風格，顯然和中原青銅器格格不入。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與成都平原的特殊地理有關。
成都平原東瀕龍泉山，西臨邛崍山，南依九頂山，北靠熊坡山。平原中有岷江和沱江兩大水系。日本學者西江清高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各小地域組織在和洪水的危害相鬥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體。”
三星堆遺址所在的什邡和廣漢地區，位於沱江及其支流鴨子河扇形沖積平原。受水系的局限，廣漢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橋文化直線距離不過40公里，兩地的文化發展略有不同。西江清高直言：“三星堆文化和長江中游商式‘地方型’青銅器相關聯，而十二橋文化則和關中的西周式銅器相聯系，兩者判然有別。”據此判斷，三星堆文化崩潰之後，十二橋文化取而代之。相對封閉的環境，對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對外紐帶
唐朝詩人李白曾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歎，事實上，三星堆文化的對外聯系並非人們想像中的那麼閉塞。雲南富產銅、錫、鉛等礦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中的鉛進行了測定，發現其來源正是雲南。由此推測，三星堆鑄造青銅器所需的銅、錫等原料，同樣來自於雲南。
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連結三星堆和滇地的是“蜀身毒道”。這條道路由蜀入滇，經印度，抵達巴基斯坦，是溝通中國西南部和南亞的交通要道。三星堆遺址曾出土大量齒貝。這種海貝只產於印度洋深海。西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書中有“Seres”一詞，代表絲綢，也指絲國。學者楊憲益考證Seres就是古蜀國。這為三星堆和南亞、甚至地中海地區的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
東晉史學家常璩在《華陽國志》記載：“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不僅如此，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伐羌蜀”、“撻缶於蜀”、“伐缶於蜀”的卜辭。
種種證據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並不是孤立的，它和中原及南亞早已有了密切聯繫。頻繁的對外聯系，促使三星堆晋昇為文化界的一股清流。
開放包容
如果說三星堆是個程式，那麼它存在著一系列bug。三星堆曾出土青銅面具，巧合的是古埃及文明和邁錫尼文明也有使用面具的傳統。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和古埃及的圖坦卡蒙金面具有著幾分神似。2001年，中埃兩國聯合發行了《古代金面罩頭像》特種郵票。要知道三星堆和古埃及之間的時間跨度，相當於現在和秦始皇之間的差距。
在三星堆，cp感十足還有金杖。這根金杖長143釐米、直徑2.3釐米、重463克。類似器物在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是神權和王權的象徵。藏於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的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石柱上，就有意味著王權的權杖。相反，中原王朝推崇的中華龍圖騰以及青銅鼎，在三星堆從未發現。
此外，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圓帽長袍，有別於先秦時期中原地區的傳統服飾，反而和中西亞地區的修士服飾頗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人鑄造青銅器的技藝，和南亞文明的銅焊法有著共通之處，而中原地區直到春秋時期方才熟練運用這一科技。
在三星堆遺址出土了以璋和璧為代表的玉器。《周禮·春官·大宗伯》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瓊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瑰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說明三星堆同樣受到中原玉文化的影響。三星堆文化對外來文化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勤打補丁，完善程式，醞釀出獨樹一幟的畫風。
自我創新
文化的力量在於創新。《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有蜀候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蠶叢是古蜀國最早的統治者，被蜀人奉為始祖神。三星堆文化對此有著更為直觀的表達。青銅縱目面具寬138釐米，高645釐米。面具上雙眼柱狀外凸達16釐米，呈現出突眼、寬耳、闊嘴的特徵。對傳統文化審美疲勞的人們，看到這個面具必然眼前一亮。
青銅縱目面具的發現，在考古史上尚屬首次。突眼代表著“千里眼”，寬耳表示了“順風耳”，闊嘴宣示渴望交流。三星堆人試圖强化視聽功能，傳達出溝通的心聲。此外，大縱目人面具玉雕、縱目人頂鳥身人首玉像等，無不驚世駭俗，歎為觀止。三星堆文物的極致表現，不只是表情包，更是文化創新的一種手段。
隨著三星堆文化的現身，改變了中華文明起源一元主導的現狀。多元一體的格局，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三星堆種下了創新和傳承的種子，在千年後收穫了迷之留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