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木斯為何被譽為“東北小延安”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著手在東北廣泛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延安的革命文化在佳木斯這塊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呈現出爆發式的繁榮和活力,佳木斯由此成為東北革命文化的搖籃,被讚譽為“東北小延安”。

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著手在東北廣泛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根據黨中央部署,延安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八路軍總政文工團、延安青年藝術劇院、新華廣播電臺、延安電影團等機构和團體及600多位名人告別延安,一路艱辛跋涉奔赴東北,輾轉來到佳木斯。延安的革命文化在佳木斯這塊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呈現出爆發式的繁榮和活力,佳木斯由此成為東北革命文化的搖籃,被讚譽為“東北小延安”。

革命文化力量彙聚佳木斯

東北革命根據地創建之初,考慮到前方軍事鬥爭的需要,東北局决定將從延安過來的各文化機构和團體轉移到合江省。1946年初,東北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和所屬工廠、學校等相關組織都雲集於佳木斯。在北滿分局工作並兼任合江省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遵循中共中央和東北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和北滿根據地的方針,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迅速改變了合江地區的面貌,把一個政治混亂、經濟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設成為東北地區一個鞏固的戰畧後方,為佳木斯的文化走向繁榮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1946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副書記陳雲到合江省檢查工作。在這裡,陳雲感慨於佳木斯欣欣向榮、朝氣蓬勃的文化氛圍,接觸了很多從延安過來的文化和教育團體,並且見到了很多從延安過來的各方面的文化名人,在與他們交流的過程中,頗有感觸的說道:“佳木斯成了東北的延安了”。從此,“東北小延安”的美譽就在東北解放區廣泛的傳播開來。

文化戰線的獨特風景線

眾多知名的軍事院校、高等院校、艺文院團和新聞出版機构,陸續遷到了佳木斯,在這裡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統治,讚頌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使這裡的文化氛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黨創辦的眾多高等院校遷到佳木斯辦學。1946年6月,東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前身)遷至佳木斯。在此辦學的兩年中,共培養出1500餘名各類人才。吳伯簫、公木、寄明等文化學者都在這裡工作過。同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分批遷到佳木斯,劃歸東北大學並恢復辦學,且在當地演出了秧歌劇等羣衆喜聞樂見的多種形式的艺文節目,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東北魯藝。中國醫科大學遷到興山後,與先期到達並完成合併的東北醫大合併組成新的中國醫科大學。中國醫大附屬醫院先後設定了四個醫療所,醫大營員邊學習邊救治傷患,並培養了近2000名醫務工作者。

東北革命艺文院團以佳木斯為基地開展艺文活動。1946年冬,為了配合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的需要,東北局在佳木斯陸續組建了東北魯藝文工團一、二、三、四團和音工團。這些以延安藝術者為骨幹的艺文院團深入革命鬥爭的最前沿,深入東北百姓的實際生活,認真參加土改,積極啟發幹部群眾的思想覺悟,並在實踐中汲取藝術的智慧與力量。陳戈、蘭馬、李蒙、劉熾等100多位文藝工作者,先後公演《霧》《自衛》《狼牙山五壯士》等話劇,他們還以佳木斯為基地,組織文宣隊活躍在樺川、鶴崗、樺南、依蘭等地,配合地方政權建設,文宣解放戰爭勝利形勢,為佳木斯軍民帶來了豐富的文化藝術生活。

一大批有影響的影視作品在佳木斯策劃和製作。1946年6月,東北電影公司來到興山。8月,由吳印鹹帶領的延安電影團一行40多人也來到這裡。10月,東北電影公司易名東北電影製片廠,袁牧之為第一任廠長。東影廠建成了新中國的電影搖籃,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演職人員。在簡陋的條件下,東影廠拍攝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影片,長達17輯的大型新聞紀錄片《民主東北》成為了經典巨制。

黨的新聞出版業在佳木斯空前繁榮。1946年6月,東北書店遷到佳木斯,陸續出版發行了很多在全國有影響力的文藝作品,同時充分利用《東北文藝》《東北文化》等期刊進行文化教育。這期間,東北書店印刷了數十種領袖著作和革命文學作品,如: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及修改後的歌劇劇本《白毛女》、丁玲《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等。《人民音樂》在此創刊,中華全國艺文協會理事會在此召開會議,《十二月翻身》《打胡子》《活捉謝文東》等一大批文藝作品誕生,記錄著解放戰爭的歷史行程與革命精神。佳木斯是東北解放區的印刷中心,《東北日報》等報刊在此建立起後方基地。

“光芒的來處卻是佳木斯”

眾多知名艺文院團和高等院校在此辦公和辦學,燦若星河的革命知識份子也以此為基地在思考和創作,延安精神在此傳承,新中國艺文曙光在此醞釀。對於這個特殊的文化現象,著名散文學家劉白羽認為:“如果說自由文化的光芒在那些地方,光芒的來處卻是佳木斯。”

呂驥、張庚、塞克、舒群、何士德、羅烽、白朗、馬可、周立波、公木、劉白羽、馬加、華君武、蕭軍、張仃、曲波、陳强、徐肖冰、侯波、田方、于藍、袁牧之、陳波兒等知名文藝工作者,以佳木斯為基地,深入田間地頭,深入群眾中間,開展文藝創作和演出,文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文藝路線,支援東北解放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這些文化名家的傳承,延安革命文化在黑土地上紮下根來,繼續守護著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音樂家馬可在佳木斯創作了《咱們工人有力量》。1947年,馬可到佳木斯發電所體驗生活,被這裡工人們揮動鐵錘、高喊口號、廢寢忘食的工作場景所感動,萌發出創作一首寫工人階級歌曲的意願。此後,馬可多次帶領文工團員們到鐵路修理廠、德祥東麵粉廠、東北銀行造幣廠、瀋陽機車車輛廠蒐集素材,最終創作出《咱們工人有力量》。這首歌在白山黑水之間傳唱,作為解放區和新中國的第一首工人歌曲被載入中國革命音樂的史册。

作家周立波在佳木斯出版了《暴風驟雨》。1946年10月,周立波來到尚志縣元寶鎮參加土改工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發生地元茂屯就在此地。小說較為完整地表現了東北土地改革運動的基本情形,生動地描寫了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與封建地主階級進行了極其尖銳複雜的鬥爭。書稿上卷完成後,東北書店佳木斯印刷廠搶時間排印,1948年4月在東北解放區發行。《暴風驟雨》的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很大,甚至被當作土改實際工作的參考書,是一部革命文學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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