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軍民創造出多種多樣的戰鬥形式
1945年8月15日，不可一世、罪行累累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戰敗投降。八年全面抗戰的勝利，既是正義對邪惡、光明對黑暗、文明對野蠻的勝利，也是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浴火涅盤的偉大勝利。這一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積極進取、不斷創新的戰爭實踐中贏得的。
戰畧級別的遊擊戰爭。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積極適應全新戰爭環境，將遊擊戰提高到戰畧地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一大創舉。毛澤東深刻指出，“抗日遊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中國抗日的遊擊戰爭，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畧敲門”。毛澤東還進一步明確了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等6條基本方針。周恩來形象地闡釋，“敵人企圖速决，我們便應之以持久。敵人欲殲滅我主力，我們便分散而消耗它。敵人只能正規戰，我們便發動遊擊戰困它。敵人佔領我點線，我們便以面來包圍它”。在遊擊戰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以陝甘寧邊區為戰畧總後方，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深入敵後，先後創建晋察冀、晋冀豫、山東、蘇南、皖中等一大批抗日根據地，牽制、消耗大量日偽軍。
靈活多樣的戰術戰法。面對兇殘的日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不怕險、不畏難、不蠻幹，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等作戰原則，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於戰鬥中創新戰法，探索出山地遊擊戰、平原遊擊戰等因地制宜的靈活戰法，創造出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戰鬥形式，極大地彌補了武器裝備的劣勢和物質條件的不足，掌握了以弱勝強的制勝密碼。如麻雀戰，最早起源於1937年11月太行山區八路軍的遊擊實踐。當時，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主力，八路軍第129師第771團2營以4個班實施正面防禦，其餘大部分兵力化整為零，以班為組織分散部署，利用山區地形機動阻擊，以極少傷亡大量殺傷敵人，迫使日軍放弃進攻。劉伯承形象地稱之為“麻雀戰”，號召太行軍民“來個麻雀滿天飛”。在太行抗日根據地，千萬個遊擊小組如麻雀般無處不在，打擊敵人，令日軍疲於應付、吃盡苦頭。人民軍隊的戰術戰法，正是在這種戰爭實踐中豐富發展完善起來的。
兵民一體的作戰機制。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人民戰爭思想的成熟期。毛澤東深刻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在人民戰爭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製定全面抗戰路線，動員、組織和武裝廣大人民群眾發動全民族抗戰，建立以人民軍隊為骨幹的“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充分發揮中國人民的整體威力。八路軍走到哪裡，羣衆工作就做到哪裡，哪裡的羣衆就被發動和組織起來。新四軍在華中敵後，“用鐵的事實從各方面說服了淳樸的農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蘇北農村開始傳遍了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呼聲。廣大的農民是組織起來了、武裝起來了，一隊一隊的遊擊隊如雨後春笋般成立起來”。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井上清在《日本軍國主義》一書中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地敗給了中國。正確地說，敗給了中國人民。”
凝聚人心的政治工作。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動搖與退步，面對敵偽頑我犬牙交錯的鬥爭格局，要想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獨立，就必須建設一支完全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我黨自始至終堅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37年中央軍委簽發的關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明確強調，“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指出：“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為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人民軍隊宗旨的貫徹落實，黨中央和毛澤東把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以革命主義為基礎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軍隊的生命線與靈魂”的思想，這正是今天革命军政治工作生命線的歷史由來。毛澤東還概括提出我軍政治工作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三大基本原則，開展延安整風和整軍運動，指導形成著名的政治工作文獻《譚政報告》，豐富和完善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理論，推動我軍政治工作從經驗型向體系型陞級完善，為黨打造一支打不垮、壓不倒、拖不散的新型人民軍隊提供了重要保證。1942年，當敵後抗日根據地出現嚴重經濟困難時，共產黨員們把戰場上“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的精神，變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實際行動，無聲的模範帶頭和有聲的政治工作，教育和感動了廣大群眾，齊心協力挺過了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正如朱德總司令在《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點。它的戰鬥力，它的不可戰勝，就是由於它具備了這三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