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又稱管仲變法。管仲（約西元前723年或前716年-西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人（今安徽省潁上縣），周穆王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後世譽為“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管仲在齊桓公支持下，於丞相任比特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戰國策》、《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等都有記載他的生活傳記。
管仲改革背景
春秋時期，列國並峙，征戰不休。此時，邊境各族也發展起來。北方狄人南下，西方戎人東進，南方蠻人也想北上。各國開始火拼，爭強求富就成了新的時代主題。
當時齊國已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庫空虛；同時齊國面臨著複雜的外部形式嚴峻，各鄰國之間不斷發生戰亂，對齊國也是虎視眈眈。國家倒懸之際，非常需要站在歷史前沿的改革者出現。
管仲改革主要措施和影響
政治行政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別強調建立一套嚴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級官吏的辦法。古人雲：“聖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他還激烈地責備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比特，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比特；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於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於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國中“慈孝”、“聰慧”、“拳勇”出眾者，由鄉長推薦試用，稱職的委任為吏，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晋昇，直至昇為上卿助理。選賢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擴大了人才來源，這一制度成為日後科舉制度的雛形。
兵制改革
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其內容為：將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工商之鄉不從事作戰，實際從事作戰的是士鄉十五。五鄉為一帥，有一萬一千人。由齊君率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就是“參其國”。一鄉有十連，一連有四裏，一裏有十軌，一軌有五家，五家為一軌，這就是“伍其鄙”。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處在一起，因為利害禍福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强”。（見《國語·齊語》）。這是一種社會與軍事相結合的戰鬥體制，亦為後來大規模的戰爭作了準備。
經濟政策
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如何實現“富民”的目標呢？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因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辟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
同時他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管子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准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管子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國，“事斷於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儀錶，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錶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刑罰一定說到做到，群眾就會畏懼。權威明示於眾，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嚴格執法，公開執法。
社會政策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耻”，囙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
管仲推行禮法並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稱為“德治”，形成了“霸業”和“禮治”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即禮、法統一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治國的過程中，禮義教化與厲行法制是相輔相成的，“明智禮足以教之……鄉置師以導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致矣”（《權修》）。這一理論較之儒家的重禮教輕法制，較之秦晋法家的嚴刑峻法，較之道家的消極無為思想，無疑是一種更全面、更有價值的理論。
外交主張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旂號，打敗侵燕的北戎，“存邢救衛”，制止了狄人的侵襲，又舉兵擊敗了兵力强盛的楚國。西元前651年在葵丘大會各國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戰畧獲得了很大成功，後來孔子稱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管仲改革的歷史影響
管仲的一生，不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勳，還給後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書中記錄了他的治國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管仲是比特思想家，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以法辦事。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管仲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係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貴的地方，如他主張尊重民意，他說“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對後代影響很大。
歷史上對管仲改革的評估
孔子曾稱讚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估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钜子也”。“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