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宋代飲茶實踐中的文化秩序

中國飲茶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唐代便確立了茶葉清飲的基本範式,茶文化更是在宋代達到了發展的高峰。宋代茶文化的發展與文人士大夫的實踐和創造密不可分,並在此過程中,逐步確立了賦予中國茶事獨特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蘊的文人茶。但現時有關文人茶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對文人茶事的介紹,較少分析茶事實踐背後的社會意涵。

中國飲茶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唐代便確立了茶葉清飲的基本範式,茶文化更是在宋代達到了發展的高峰。宋代茶文化的發展與文人士大夫的實踐和創造密不可分,並在此過程中,逐步確立了賦予中國茶事獨特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蘊的文人茶。

但現時有關文人茶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對文人茶事的介紹,較少分析茶事實踐背後的社會意涵。同時,研究者傾向於把文人視為一個統一的群體,忽視了文人士大夫階層並非鐵板一塊這一事實。

不同的文人士大夫群體實際上有著不同的飲茶實踐,並且正是不同飲茶實踐的話語競爭,型塑了文人茶的基本意涵。

一、宋代的飲茶實踐

北宋時期,茶品存在著貢茶和草茶的區分,並大致對應著兩種不同的飲茶管道。最受推崇的貢茶為福建北苑所產的龍鳳團茶。龍鳳團茶的加工工藝頗為繁複,據宋代趙汝礪《北苑別錄》記述,分為蒸茶、榨茶、研茶、造茶、過黃、烘茶等六道工序。

草茶是指蒸研之後不經過壓榨去膏汁的茶,與壓榨去膏汁的北苑團茶相對而言。在宋代,福建北苑貢茶為茶中精品,而草茶在等級排序上自要略遜一籌。

對茶品區分的背後,還隱含著烹茶管道的差別,一般的茶品多用煎茶,而名貴佳品用的是點茶法。點茶法是宋人主流的吃茶方法,點茶就是把茶餅磨成粉末,加水調膏後繼續加水並用茶匙或者茶筅擊拂打出豐富的茶沫,然後飲用。

點茶之法與宋代貢茶體系(尤其是北苑貢茶)緊密相連,貢茶制度的充分發展,為點茶法的流行提供了巨大契機。

宋人的另一種飲茶管道是煎茶法,煎茶,簡言之便是將幹茶茶末直接放到開水中去煮。煎茶法是唐代的主流吃茶法,但即便是在盛行點茶的兩宋時期,傳統的煎茶實踐從不曾衰微。

譬如蘇軾收到黃庭堅所贈雙井茶後,以詩相酬。從詩中可以看出,蘇軾烹飲雙井茶的管道是煎茶法,雪湯生璣珠用以比喻茶湯沸騰時產生的像魚眼一般的水珠。

二、點茶之清:物性之展演

自唐代陸羽(733—804)的《茶經》起,茶飲之“清”便被凸顯了出來,並在宋代得到延續。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茶之物性的展現的清,如陸羽強調茶有真香,要清飲;另一方面是茶之清與人之高格的對舉,陸羽指出茶之“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好茶者必是那些淡泊玄素的之人,“以其性與茶類也”。

這兩個方面雖然在點茶法和煎茶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點茶更突出物質性呈現的維度。

點茶法的流行與宋代貢茶制度緊密相連。茶葉作為地方土產上貢皇室在魏晋南北朝時便有所記載,在唐中期之後隨著茶飲的流行,茶葉日益成為宮廷中重要的土貢物品。

宋代貢茶則超過了此前的土貢方物規制,不僅設定了專門負責貢茶的官員,並且建立了皇家的官焙茶園———北苑官焙。北苑官焙在福建建安,宋代有名的貢茶品類大多出自此處。

在蔡襄《茶錄》之前,宋代存在著多種飲茶管道,點茶一開始只是建安民間鬥茶時使用的沖點茶湯的方法。蔡襄在慶曆中任福建轉運使時,在建州北苑官焙監造小龍團茶十斤進貢,深受仁宗喜歡,被號為上品龍茶,第二年開始便成為每年進貢之物。

由於蔡襄詳述點茶法並且建茶受到仁宗皇帝的推崇,點茶法開始逐步流行。到了宋徽宗《大觀茶論》再度介紹末茶點飲的方方面面,點茶法在宋代茶藝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囙此,點茶一直與高端的皇室品味聯系在一起。

1.茶品之精良

就點茶法而言,茶湯以純白為上。蔡襄在《茶錄》中點出“茶色貴白”,宋徽宗的《大觀茶論》也說到“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要達到最終茶色純白的效果,需要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即天時和人力對於好茶都不可或缺。

宋代的綠茶採用的是蒸青工藝,時人認為蒸茶時要熟到恰到好處,如果沒有蒸熟則有草木之氣,會導致成茶色濁而味重;而若蒸得太過,則茶味盡失;另在蒸茶過黃的過程中火中有烟,則茶味盡失且烟臭不去。

在蒸茶之後是研茶,就是把葉狀的茶葉加工成粉末狀,而貢茶在此之前還要吧茶葉中的汁液榨取乾淨,否則留下茶膏就會使得茶湯色味濁重。種,即為品種。

在宋代,最受推崇的茶是一種叫做白茶的茶。這種茶的特點是葉片瑩白,薄如紙片,宋徽宗對之尤為推崇。在他看來,白茶葉片較薄且光潔透明,與常茶不同,自成一種。

由於白茶的品性與一般的茶不一樣,囙此在製作過程中需要尤為小心,倘若能够掌握好湯火的程度,制出的茶餅就表裡透徹,好像美玉包藏在璞石之中,是別的品種無法與之相比的。

由於皇帝的喜愛,白茶為第一等茶。次於白茶的茶品為“龍團勝雪”。這種茶是在宣和二年(1120)由時任福建轉運使的鄭可簡所發明,其做法是將揀剔過的茶芽剝去,只留下中心一縷,然後“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其“光明瑩潔,若銀線然,”囙此稱為銀線水芽,其成品即為“龍園(團)勝雪”。

對這兩種上品茶的推崇,再次印證了:茶的物性本身對於點茶形成的茶湯之純白具有决定性影響。

2.茶器的選擇

點茶一切茶具的選用,首要考慮的是茶湯效果的呈現。由於點茶以茶湯純白為最高追求,囙此在茶器的選擇上注重的是對茶湯的襯托作用。

完整的點茶流程是煮水、置備茶品、點茶,在這個過程中所用器具至少包括燒水用的燎爐、煮水器湯瓶、將茶碾成細末的羅碾、點茶用的茶筅或茶匙、盛茶湯所用的盞。其中茶盞最具特色。因為宋代茶色尚白,深色釉的茶盞對於茶湯之白起到了很好的襯托作用。

3.烹點的得當

在茶品、茶器齊備的情况下,接下來就是宋代末茶茶藝的關鍵環節———點茶。和茶品要求及茶器選擇一樣,烹點的所有環節都服務於茶之清的充分展現。

在正式進入點茶手法之前,需要碾茶,將敲碎的茶餅放到茶碾之中,快速將其碾成粉末。快速碾成粉末可以保證茶色的潔白。其次將碾成粉末的茶放到茶羅中細篩,以保證點茶時的茶末足够細,只有足够細才能打出好看的茶湯。

再者是選水燒水。宋徽宗認為點茶之水以清輕甘潔為美,首取山泉。最後熱盞之後就開始正式進入點茶的程式。點茶的第一步是調膏,即在茶盞中放入適量的茶末,然後先注入少量的開水,將其調成均勻的茶膏,然後一邊注水一邊用茶匙(宋徽宗之後主要用茶筅)擊拂。

《大觀茶論》中指出要注水擊拂七次,以達到茶湯的輕、清、重、濁適度。

在點茶的整個過程中,就是一次視覺的盛宴。要得到茶之清,需要天、地、人、種的齊全,即要採用生長於清明春日的細嫩鮮葉,這些茶樹要生長在可得天地精華的地方,在採制的每個步驟都要恰到好處以保證茶的真香真味,除此之外亦需要烹點得當。相比較而言,煎茶則不似點茶這樣重視茶湯的物質性呈現。

三、煎茶之清:品格之標舉

點茶法由於自上而下的喜好,成為兩宋社會的茶飲時尚,但在更為廣泛的士人群體中,煎茶更加受到推崇。點茶法之所以風行,與宋代的貢茶制度密切相關。但貢茶同時又是地方官員非規範化競爭謀求晋昇的重要手段與管道,地方官員為了自身利益迎合上層的喜好,不惜勞民傷財,這成了貢茶制度受廣大士人詬病之所在。

正是因為士人對點茶法所指涉的一系列社會意涵的不滿,囙此有意選擇煎茶來表明自己的態度,進而形成了與點茶法旨趣迥異的實踐管道。

1.煎茶法的政治意涵

揚之水在《兩宋茶事》中指出,由於點茶的高潮在於點,在於純白茶色的展現,囙此需要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等各方面的完美配合,而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則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蘊藉。

點茶和煎茶的另一個差別是,點茶多用於宴會,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煎茶多用於二三知己的小聚與清談。但煎茶之所以得到士人的推崇和實踐,不僅在於審美上的差异,也不僅在於適用場景上的分野,而更多是一種政治態度的表達。

蘇軾的《荔支歎》就是一例。其中粟粒芽指的是武夷的上品茶葉。前丁後蔡指宋朝丁謂和蔡襄。

丁謂在至道年間(995—997)任福建路轉運使監製龍鳳貢茶。隨後蔡襄(字君謨)繼任此職,督造貢茶。在宋太宗詔制的龍鳳等茶之外,又添創了小龍團茶,仁宗心悅,將小龍團納入貢茶範圍之內,並在第二年下詔第一綱貢茶全部進貢這種比龍鳳茶更為精細的小龍團。

蔡襄此舉一出,便受到當時人的責備。諂媚皇帝投其所好這種事情是大丈夫所不齒的,蔡襄製造精細化貢茶的行為便被士人所詬病。蔡襄此舉使得此後北苑貢茶的數量和精細程度都層層加碼,民不堪其擾。

到了宋徽宗時期,精細化之路愈演愈烈,宣和二年(1120),福建路轉運使鄭可簡再別出心裁,創造了用銀線水芽製作的龍團勝雪,成為宋徽宗心頭好白茶之外的頭等貢茶。

貢茶擾民,囙此與貢茶緊密相關的點茶法一併受到冷落,在這種情況下,煎茶成了士人表達自己態度的一種管道。

2.茶器之精簡

煎茶法不似點茶那般需要繁複的點茶工序,只需將幹茶茶末直接放到開水中去煮即可,囙此在茶器的選用也與點茶大不相同。茶器本身也是實踐者態度的表達。

以蘇東坡的《試院煎茶》為例。這首詩作於熙寧五年,蘇東坡在杭州監試。當時用王安石議,改取士之法,有點諷刺的意思在,囙此,蘇東坡這裡實在是借煎茶而表現了一種姿態的。

蘇軾這裡講了兩個與茶相關的人:唐代李約和北宋文彥博。李約因其操行而聞名於世,為人恬淡,最終弃官歸隱。李約愛好飲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並且常對人說煎茶需要用明火和新鮮的泉水。

這裡講的北宋潞國公文彥博的故事,強調的是其對茶器的使用,講的是煎茶所用之具,而不是點茶所用之具。詩中銀瓶指的是銀制煎水湯瓶,是點茶的用具。

宋徽宗《大觀茶論》中說瓶宜金銀,小大之制,惟所裁給,即在點茶法中金銀所制的湯瓶被認為是上品。而蘇東坡這裡則強調銀瓶點茶之所以受到推崇,是因為世人尚不能明白古人的煎茶之意。

下麵他講到了煎茶所用器具磚爐石銚。磚爐亦即風爐,是煎茶煮水的用具。銚是煎茶時煮茶容器,又稱鐺,雅稱為鼎。一般帶柄有流,也有把柄換成三股交合提梁的煮水器。

3.茶人之追慕

煎茶對茶器之簡的推崇與點茶中對茶器之精的強調大為不同,這種精神之源還是在於陸羽的《茶經》。《茶經》有大量的篇幅寫了茶產、茶品、茶具,宋代的大部分茶書按例大量闡發如何生產製作好茶,如何用恰當的茶器沖點出好的茶湯。

但正如揚之水所指出的那樣,《茶經》中最有意味的文字是“九之略”。陸羽在這一章中一改前面對於各種茶的程式的強調,開始化繁為簡,使器物本身合於自然情境。

在烹煮茶葉的時候,如果是在野外煎茶,則所帶茶具便可精簡。宋人對於煎茶所取亦是這種隨順自然的傾向。對於點茶來說,由於它所重是最後點的結果,因而所有的東西,無論是茶品、水品、器物都是服務於茶湯的表現。

煎茶則服務於人,在有朗月清風和知己好友的情况下,茶之器具便不再是覈心關注。在九之略中,亦可以體現出陸羽本人的隱逸之風,宋代士人行煎茶之道,所取的便是陸羽的自然野趣和追慕陸羽的茶人品格。

四、總結

茶的文人化是通過對貢茶的某種隱微的反動而形成的。另外,雖然與貢茶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點茶法雖然受到皇室的青睞,擁有貢茶茶餅也成為當時宣示社會地位的象徵。但是點茶技藝在中國漫長的茶史中僅在宋代如流星般耀眼一時,隨即消失,很大一個原因是點茶法並沒有在更廣泛的文人階層形成認同。

與之相應的是,點茶的主導用具也沒有歷史的延續。黑釉盞有助於茶之物性的呈現,囙此受到講求茶藝的文人雅士的鍾愛,但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審美趣味仍是以青、白為主的瓷器。

當然,除了審美趣味之外,我們或可推論與點茶相攜的用具同樣是某種特定態度的表達,傳達的是特定的社會意涵,囙此喪失了更為廣泛的實踐主體。

雖則宋人對唐代煎茶法的承續也沒有在此後的朝代中得到實踐,但是明代瀹茶法中茶器尚簡、茶人品格高逸,以茶服務於人而非關注茶之物性表達的精神,則與宋代煎茶法一脈相承。

中國茶至少在唐代以來就確立了其清雅的文化身份。但在宋代,不同群體對於清雅的實踐呈現出並不相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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