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西元前145年-西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1、人物生平
為了蒐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遊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况……這種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以後,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閱讀和蒐集的史料就更多了。在他正準備著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現在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裏,寫了一部《周易》;司馬遷孔子周遊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後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况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裡有鬱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於是,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西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蹟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於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估;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於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囙此,《史記》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
西元前96年(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50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西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後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2、主要成就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司馬遷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在這裡,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覈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並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星象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比特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决非虛譽。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並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系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3、歷史評估
漢代
楊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曆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讚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俐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遊,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遊不是一般的旅遊,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迹,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於製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錶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史記》評估之高。
明清
金聖歎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厢記》中多次讚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金聖歎可謂司馬遷的知音。他對《史記》與小說關係的探討獨樹一幟。“《水滸傳》方法即從《史記》出來”,“《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是一篇列傳。”清人張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可見《史記》對後世小說寫作技巧的廣泛影響。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他認為《史記》一書“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司馬遷有卓見絕識之能,《史記》有發凡創例之功。由於司馬遷有卓絕千古的識力和筆力,《史記》是“經緯乎天人之際”的一家之言,章學誠儼然比於後無來者。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錶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司馬遷的五體結構史學框架,一經創立,即為經典。縱觀廿四史,無一例外。趙翼稱為“史家之極則”,可謂精當之至。
梁啟超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啟超對《史記》評估頗高,認為《史記》實為中國通史之創始者,是一部博謹嚴著作。他認為:史記之列傳,借人以明史;《史記》之行文,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史記》敘事,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囙此他主張對於《史記》,“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一書中有專篇介紹司馬遷。魯迅認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司馬遷寫文章“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因而《史記》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的評估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文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對司馬遷很佩服,認為“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曆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郭沫若特別讚賞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誇耀,他的一部《史記》不啻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為司馬祠題寫的碑文中對司馬遷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讚語。由此可見,郭沫若認為《史記》的文學成就是極高的。
司馬遷像翦伯贊認為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師,《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他說:“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他還說:“《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資料,範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4、軼事典故
含羞忍辱著史記
西元前99年,司馬遷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遂遭受了當時最屈辱的宮刑。
司馬遷受刑之後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的資料和父親的遺願,他决心忍辱負重,終於於西元前91年完成《史記》,光耀後世。
幾年後,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豔羨的職位。因為一旦身任此職,即得以掌管機要文書,成為皇帝身邊的親近侍從。然而,司馬遷卻始終懷着一種刻骨銘心的耻辱感,把中書令一職視為“閨閣之臣”,不但絲毫不以此為榮,反而以為是莫大的羞辱。囙此,自任職以來,除應付必要的公務外,他息交絕遊,集中心思和精力寫作《史記》,也只有這項事業才是自己生命價值的真諦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司馬遷收到了任安的來信。這封信使司馬遷極為不快。他萬沒想到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無二致。他對司馬遷在受刑之後得居中書令之職,不勝欲羨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賢進士為務”,對朝廷竭盡忠心。任安寫此信的確切日期,已經無從考證,假若是在他因“慶太子之禍”而身陷牢獄之後寫的,那麼,他的信中可能還有這樣一層意思:要求司馬遷向武帝進言,勸其為國惜才,從而赦免自己的死刑。這與司馬遷此時的心情和思想是多麼格格不入。
第一,司馬遷對於自己以“刑餘之人”的身份擔任中書令一職本來就是感到耻辱的,以這樣的身份給朝廷薦舉人才,對被薦舉者也同樣是一種耻辱。何况受刑之後的司馬遷對專制暴君的認識已日益清醒,早已不願為之竭盡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比特能幹的官員,他被判處死刑,縱不算是負屈蒙冤,至少也是罰過其罪。但是,司馬遷義怎麼能夠在武帝面前為之開脫呢?“李陵之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够沉痛嗎?這倒不是說司馬遷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辯白,而是通過那次事件,他對武帝剛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徹的瞭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基於上述原因,他對任安的來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來就準備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後來任安即將引頸就戮,死於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馬遷考慮到他的這種遭遇跟自己當初有某種近似之處,能够體諒他此時的心境和思想,於是提筆揮就一封《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們瞭解司馬遷思想發展的極其寶貴的可靠資料。當然,這兩篇東西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的:
《自序》著重敘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蹟,對於自己修史的宗旨雖然有所說明,但多有隱晦,對“李陵之禍”只用了不多的語言交代過去。其小心翼翼,說明其在憂患之中,時時以古哲先賢來激勵自己,發憤著書,藉以啟示後人。
《報任安書》則是一篇飽蘸著血淚流出的充滿熾烈激情的文字。它詳敘了“李陵之禍”的始末,辯明了其間的是非曲直,申訴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這是在辯白,在控訴,在宣洩,在抒發長久鬱積胸中的憤隙不平之情。
其文筆酣墨暢,滔滔若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淋漓盡致,是瞭解司馬遷在遭受“李陵之禍”前後思想感情重大變化的最重要的資料。
順便說一句,此信當時未必真正送給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裡,直到宣帝時才由其外孫楊惲連同《太史公書》(即《史記》)一起傳佈出去,後來被班固收入《漢書·司馬遷傳》中。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生平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對他的思想發展變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史記》的寫作雖然開始於“李陵之禍”發生之前,而全書的完成則是在此事之後。而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即使原先已經寫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禍”以後重新修改或加工潤色了。囙此,可以說“李陵之禍”對於《史記》一書的整個思想傾向都產個了極大的影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禍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響。對於一個平庸的人,悲慘的命運會摧毀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淪落;對於一個利慾薰心的人,受刑之後,而又受到重用,他會感恩戴德,變成一個更加卑躬屈膝、溫馴忠心的奴才。司馬遷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個傲岸不屈、不可摧毀的巨人。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不可能在行動上反抗那强大而殘暴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可以損傷他的肉體,但卻無法征服他的思想,戰勝他的精神。而且,經過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審視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統治者的態度,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李陵之禍”是司馬遷思想轉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