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於江蘇省高郵市，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並輾轉借讀於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强讀完中學。後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裏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裏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誌，並不斷在雜誌上發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複仇》。後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複興》雜誌發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並建立了戀愛關係。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後，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組織，後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幹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複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婚。
解放時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聯成立。汪曾祺從武漢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
1954年，汪曾祺創作出國劇劇本《範進中舉》，後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秋，調離北京市文聯，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他因這篇短文受到責備，但並未劃定為右派。
1958年夏，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留農科所協助工作。
1961年春，農科所讓汪曾祺到設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一套馬鈴薯圖譜，可惜畫稿毀於“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調北京國劇團任編劇。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這是汪曾祺的第二個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據滬劇《蘆蕩火種》執筆改編同名國劇，由北京國劇團演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並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祝賀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問題被關進“牛棚”，但1968年迅速獲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參與國劇《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貢獻，而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
晚年歲月
1977年，民間文學論文《花兒的格律》發表，這是汪曾祺“文革”後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汪曾祺深受鼓舞，創作熱情逐漸高漲。
1979年，小說《騎兵列傳》在《人民文學》第11期發表，這是汪曾祺在“文革”後發表的第一篇小說。
1980年，小說《受戒》在《北京文學》10月號發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發表。4月，《大淖記事》在《北京文學》發表。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連續發表，小說創作日趨活躍。10月，應高郵縣人民政府邀請，汪曾祺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訪問。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斷。1983年，汪曾祺的創作更趨活躍，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散文、評論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結束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届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黨。4月16日，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雲南訪問。10月，應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之邀，汪曾祺赴美國參加國際寫作活動，歷時三個多月。
1988年，小說無新作，間或發表些散文、隨筆。
1989年1月，《北京文學》與臺北《聯合文學》採取同步行動，同時出汪曾祺作品專輯。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寫散文《七十抒懷》。
1991年5月，《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鄉高郵為背景的小說集《菰蒲深處》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應臺灣《聯合時報》邀請，汪曾祺赴台參加“兩岸三邊文學問題座談會”。
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終因搶救無效而不幸去世，終年77歲。
2、歷史評估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儘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並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估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評）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嚮往寧靜、閒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淨化和昇華。（中國作家網評）
3、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誇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誇、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後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4、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於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