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1959年出生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瑪律康市，中國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届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轉向小說創作。1994年冬，完成首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1998年，《塵埃落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0年，憑藉《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届茅盾文學獎，2009年3月，當選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兼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八届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同年，出版長篇小說《空山》。
1、人物經歷
1959年，出生於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瑪律康市一個有20多戶人家的小山寨。1965年，開始上學，第一年不學課文，先上預備班，學漢語。1973年，國中畢業後，開始回鄉務農。
1977年，考入瑪律康師範學校，高職師範。1979年，畢業後調入瑪律康縣第二中學教國中。1980年，調縣中學教高中，做中學教師近五年。1982年，開始詩歌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轉向小說，並調到阿壩州文化局所屬的文學雜誌《草地》當編輯。
1994年冬，完成長篇小說《塵埃落定》。1996年，從《草地》編輯社辭職，應聘至成都《科幻世界》雜誌，從普通編輯幹起。1998年，成為《科幻世界》雜誌的主編，後因“重述神話”項目，辭去社長職務；同年，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小說集《月光下的銀匠》。
2000年，憑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届茅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藏族作家。2006年12月15日，以330萬元的版稅收入，登上作家富豪榜第21比特。
2009年2月，任四川省作協主席；6月，長篇小說《格薩爾王》完稿，通過講述藏族傳說中的格薩爾王從作為天神之子降生人世，到降妖伏魔、安定三界，最終返歸天界的故事，展示了藏民族的文化精髓；11月30日，第二次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排名第21比特；同年，出版長篇小說三部曲《空山》，呈現藏族小村建國後的歷史。
2014年，出版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講述了一段藏地故事，再現長達兩百年的瞻對歷史。2015年，出版散文集《語自在》；同年，中篇小說《蘑菇圈》發表在《收獲》2015年第3期，講述了青藏高原上的平凡小人物，與自然生靈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
2016年12月，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届全國委員會委員；12月29日，連任四川省作協主席。2017年12月8日，憑藉中篇小說《三只蟲草》與散文《士與紳的最後遭逢》獲得第17届百花文學獎小說獎與散文獎，拿下百花文學獎首個雙獎；同年，獲得中國版權卓越成就者獎。
2018年1月30日上午，當選為四川省第十三届全國人大代表；8月，憑藉作品《蘑菇圈》獲得第7届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11月，散文集《阿來散文集》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包括《大地的階梯》《成都物候記》《讓岩石告訴我們》《人是出發點，也是目的地》《一滴水經過麗江》。
2019年1月，補選為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2月17日，由其擔任編劇的電影《攀登者》開拍；5月26日，出版長篇小說《雲中記》，講述汶川地震後，祭師阿巴的經歷；9月23日，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9月27日，被麗江市授予麗江市榮譽市民稱號；12月13日，《雲中記》摘得收穫文學排行榜長篇小說榜榜首。2020年04月26日，《雲中記》入選“2019中國好書”。
2020年10月，擔任第六届郁達夫小說獎終评审成員；11月11日，擔任四川省影視產業聯盟顧問。2021年4月10日，第四届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正式啟動，阿來擔任第四届寶珀理想國文學獎评审；4月16日，小說《雲中記》獲得第16届十月文學獎長篇小說獎。
2021年6月3日，擔任首批四川生態環境保護大使。11月2日，當選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
2021年12月16日，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
2021年12月16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選舉阿來為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届全國委員會委員。
2、創作特點
主題思想
宗教情懷
阿來抓住了嘉絨藏區藏傳佛教和現代性之間的衝突和張力，客觀地書寫出宗教在現代性面前的實際面貌。如《塵埃落定》中，阿來在文字中處理麥其二少爺時，形成了作者與主人公的同構關係，他既要主人公實現一個男人對權力的追求，也要求他時時考量藏傳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和現代性歷史當中土司制度終將滅亡的事實，所以才有“我在哪裡，我是誰”的發問，其實背後是作者力比多在文字中的實現和自己對歷史的認識及複雜宗教情懷的集合。阿來通過一系列生態書寫，提供從現代生態文明維度去重新認識藏傳佛教生態理念。由於全球自然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人們越來越關心對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阿來借藏傳佛教討論與生態文明的關係問題，這也為他指向生態書寫的創作賦予時代意義。
鄉土情懷
阿來在創作中展現出鄉土觀念，尤其在《空山》中書寫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9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機村編年史。阿來的鄉土敘事是要通過現代性視角來審視鄉土空間，揭示出鄉土世界與鄉土生活者在現代性歷史中的命運，表現出鄉土空間和現代性行程之間的對抗與融合、吸收與批判、主動與被動的張力關系，使中國社會對於現代性追求深層渴望和衝突都在鄉土中體現出來。通過鄉土描寫，阿來的文學作品對藏族歷史、文化命運進行表現和思考，主要體現為他對藏族歷史往事的反思，對藏族文化進行闡釋並對藏民族進行思考。
先鋒主題
阿來作為先鋒作家，在其文學作品中積極展開了對人類命運的關切、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審視與對人生意義的思考，這些囙此構成了他作品的先鋒主題，或者說他的作品作為先鋒文學的主題話語。與他的《塵埃落定》等長篇小說一樣，阿來的中短篇小說表現了人性的异化、人生價值的虛無以及生存的荒誕等先鋒主題。阿來看到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一方面努力追尋自我價值的實現，卻因為一些原因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淪為外物的奴隸。阿來還揭示出人類的日常生活被瑣事充斥，人的價值變得虛無，人類生存命運的荒誕與整個世界的非理性，以及人類對此進行的反抗。
反思當代
阿來對生態的反思和感悟尤其深刻，在其創作中既書寫美好的自然狀態也描繪現代性對自然生態破壞的本真面貌，充滿了對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美好共同發展的嚮往之情。阿來的生態書寫紛繁複雜，從社會、自然、個體等多方面的交叉書寫展示不同維度的現代性生態反思。阿來挖掘和批判導致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類的思想、文化、科技、生產和生活方式、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决定了人類對自然的惡劣態度和竭澤而漁式的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展示了自然與文化的相互關係。
阿來通過小說體現人與自然之間的互愛與傷害。小說以人與自然關係的敘述作為文字的敘事覈心，並由此來揭示人類所面臨自然生態危機及其背後蘊涵的深層的人類文化危機，同時以生態系統整體為價值基礎，對自然、人的整個生命系統中進行道德關懷和審美關照，籲求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相互融洽和諧，從而達到自由與美的詩意棲居的小說。阿來歌頌自然的神秘優美，通過文學書寫將自然從以往的背景轉到前景，真正實在的以獨立性和自足性姿態呈現在人們面前，使人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3、藝術特色
敘述視角
阿來的創作中，傻子視角比較突出，如在《塵埃落定》裏，出現了還是小孩子的傻子“我”，常常說出有哲理的話，這樣一種不和諧的敘述聲音，最終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真實”。另外，重視角疊加也是阿來常用的一種視角，敘事視角的多樣化，以及視角的轉換位移，是阿來小說敘事上的重要特徵。如《塵埃落定》中，阿來讓主人公“我”變成了多重敘事視角承擔者，目的是讓一個特殊人物既充當主人公，又充當敘事者。在小說中，阿來往往交替運用了“經驗自我”與“敘述自我”兩種視角，並且常常對讀者說話，與讀者形成一種對話與交流，實現小說視角的轉換。
敘述結構
在長篇小說中，阿來採用了兩種敘述結構。一種是雙線式的敘事結構，如在《塵埃落定》中，一條線索是土司盛而衰的過程，另一條線索則是“我”的心靈史，兩條雙線具有顯隱之分：土司滅亡史是顯線，“我”之心靈歷程是隱線。兩條線相互滲透，相互呼應，構成了小說文字張力，同時，也造成文字的詩意和哲理內涵。另一種是是“花瓣式”的結構管道，如在《空山》中，寫一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每一個中篇或者一個短篇寫一個人，以寫人為主，最後描述出村莊的人物群像。這些人中的每一個在這篇小說是主要人物，到下一篇小說成了次要人物，互相穿插，渾然一體。
在中短篇小說中，阿來採用了三類敘述結構。一類是運用主副雙線結構，如在《舊年的血迹》中，主線是寫父親沉浮的一生，另一條副線則是“我”的成長經歷，小說沒有按照時間線來敘述，而是通過倒敘、插敘、補敘等手法，不斷變換時空，造成歷史與現實的融合與模糊；第二類是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的單線結構，阿來所寫的傳奇故事類，善用這種結構，這種結構簡單明朗，適合講述民間故事；第三類是“元敘述”結構，敘述中有雙我的存在，文字中有兩條線索在運行，相互合作又相互折開，元敘述的敘述者往往有一種强烈的自我意識和裸露創作痕迹的欲望。
象徵藝術
阿來的小說中大量運用了象徵手法，特別是意象化象徵、整體象徵，借此達到普遍的意義與寓言般的效果。如《塵埃落定》整部作品就是一種象徵，籠罩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象“塵埃”，象徵著一種必然消逝的歷史趨勢，土司制度的沒落消亡，愛恨情仇的消逝，一種傳統文化的消亡。小說往往重視寫實又擺脫寫實，超越特定時空的表層意義，具有隱喻性、表現性、象徵性、寓言性、詩性和智性。
魔幻現實主義
在阿來的小說中，大量借鑒了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使小說籠罩著一層神秘色彩。在《塵埃落定》中，敘述者兼主人公“我''，是一個常人眼中的傻子，然而，”我“卻能預見未來。如在罌粟花戰爭中，門巴喇叭與汪波土司的神巫鬥法，”我“預見了麥其土司的三家後央宗出事了，她的孩子剛生下來就死了；”我“與父親在望樓上時，告訴父親馬上就有什麼大事情發生了，後來，女土司在回去的路上遭遇拉雪巴土司的搶劫；在麥其土司設伏攻打拉雪巴土司時，”我“預見戰鬥的開始；”我“更是能預見土司制度消亡的歷史趨勢等等。魔幻現實主義在阿來小說中，成為敘事的手段和動力。同時，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自由轉換敘述，使小說文字產生一個空間距離，增强作品的審美張力。
4、人物形象
愚拙形象
阿來是一個擅長寫“傻”的作家，“傻子”的意義更加具有延展的空間，“傻子”形象的複雜性愈加地顯現。阿來塑造的系列“傻子”形象，具有某些說不完的特質。從總體上說，阿來筆下的“傻子”都有一個共性，區別於其他文學作品中智力低下的傻子，阿來寫的“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傻，而是傾向於“大智若愚”的“愚”，“大巧若拙”的“拙”。而從內部的差別來說，阿來的“傻子”形象大致有這樣兩類：一類如《塵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爺、阿古頓巴和《空山》中的達瑟，他們的“傻”是通曉世事後的透徹，是洞悉未來的先知，略帶有的神秘色彩是用模糊性來掩蓋智慧的鋒芒，“愚”與“智”的蹺蹺板孰昇孰降；另一類更接近於人的本性，沒有大智慧和複雜的心理，他們“傻”在“簡單”，在於對人性中某些可貴的品質有著超於常人的堅守，如《空山》中的達戈和索波，《格薩爾王》中的晋美和《蘑菇圈》中的阿媽斯烱。這兩種“傻子”，儘管一種是追求靈魂上的超脫，另一種則致力於精神上的堅韌，但是他們都在表達著阿來的用心，他希望人類可以在現實存在的意義上更加超越，只有這樣的“傻”才能抵得住喧囂和浮躁，他們的“傻”是一把雙刃劍，一面反襯世界的虛偽和複雜，劃開偽裝的面具，一面又如一股清流滌蕩人們的心靈，還原人類最本質的簡單和純樸。
英雄形象
阿來的創作中，英雄是很大一部分故事的主角。對於藏民族來講，英雄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是民族發展的推動者；對於藏族百姓而言，英雄是希望，是黑暗社會裏的光明，是領袖是擺脫苦難的救世主。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能廣為流傳，是因為人們在迷茫的潛意識裏呼喚著、期盼著這樣的人物。英雄是阿來的故事、裏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只不過，阿來選擇的是以“重述”的形式向著遙遠的時代回溯，他“重”的是歷史，“述”的卻是現實，阿來真正想要呼喚的是英雄的精神和拯救人心的力量。
女性形象
在阿來的作品中，女性形象被塑成“欲望化”“符碼化”的“女體”，文字成為一場男權主義話語的狂歡，是男性權利公開化、理性化和權威性的施展和表述。如在《格薩爾王》中塑造的幾比特女性，雖然仍被男權掌控，但在不同人物身上已體現出不同程度的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阿來在小說中體現了對女性的尊重以及對那個時代女性身不由已的悲劇命運的同情。囙此，阿來並沒有在女性身上使用沉重的悲劇性修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