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
1、人物生平
王安石出生於仕宦家庭，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曾隨文宦遊南北各地，接觸到一些社會現實。對農民的痛苦生活有所瞭解。囙此，年輕時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他於二十二歲中進士後，歷任淮南推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東刑獄提典等職，均能體恤民情，為地方除弊興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强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寧（今南京）知府，旋被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即開始實施變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場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由於司馬光等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新法在推行中屢遭阻礙，宋神宗也時有動搖。熙寧七年，王安石被迫辭相，再任江寧知府，次年二月複任宰相，不久又因維護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罷相，退居江寧半山園，被朝廷封為“荊國公”。後人稱其王荊公。[5]
少年英才
王安石畫像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遊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徵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讚賞。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任滿後，王安石放弃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佑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後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餘倉則是宋代的創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下詔設定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並以晋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懇辭入朝
此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删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佑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繼位後（1063年—1066年），屢次徵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况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比特同宰相，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新法頒佈後，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
禦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後，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况，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禦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禦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禦史林旦、薛昌朝、範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並責備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决心。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覆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灾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製流民旱灾困苦圖獻給神宗，並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聖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罷相後，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製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後，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託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佑，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後，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諡號“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後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於廟廷。
2、主要影響
政治
楊萬里力主抗金，反對屈膝議和。在進奏皇帝的許多“書”、“策”、“劄子”中，他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面對中原淪喪、江山唯餘半璧的局面，他指出：“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複有大於此者乎！”（《千慮策·國勢上》）告誡統治者要時刻不忘備敵謀敵、禦敵制勝。他既大膽責備孝宗經過符離之敗，“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千慮策·君道中》），又堅決反對一些人輕易用兵、盲目冒進，主張以“守而取”（《與陳應求左相書》）的積極、慎重策略，穩步進取，先實國力而後圖恢復，以求最終勝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認為：“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千慮策·民政上》）將國家命運系之於人民，指斥官吏只會敲骨吸髓地壓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憤怒和反抗。囙此，他提醒光宗“要節財用、薄賦斂、結民心，民富而後邦寧，興國之計，就在於此。”（《轉對劄子》）。楊萬里為人清直，個性剛褊，孝宗貶他“直不中律”，光宗稱他“也有性氣”（《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楊萬里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而始終不得大用。他一生視仕宦富貴猶如敝履，隨時準備唾弃。在作京官時，就預先準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盤纏，鎖置箱中，藏在臥室，又戒家人不許置物，以免離職回鄉行李累贅，就這樣“日日若促裝”待發者。這與那些斤斤營求升遷、患得患失之輩適成鮮明對照。楊萬里為官清正廉潔，不擾百姓，不貪錢物。江東轉運副使任滿時，應有余錢萬緡，他全弃之於官庫，一文不取而歸。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隅，僅避風雨。當時詩人徐璣稱讚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投楊誠齋》），正是他清貧一生的真實寫照。
文學
詩歌
楊萬里的詩，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影響：“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薑特立《謝楊誠齋惠長句）“四海誠齋獨霸詩。”（項安世《又用韻酬潘楊二首》）
楊萬里廣泛地向前輩學習，但又絕不為前輩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輩。他說：“筆下何知有前輩。”（《迓使客夜歸》）又說：“傳宗傳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黃庭堅）陳（陳師道）籬下休安脚，陶（陶淵明）謝（謝靈運）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幹近詩》）他正是以這種不肯傍人籬下、隨人脚跟的開拓創新精神，終於“落盡皮毛，自出機抒”（《宋詩鈔·誠齋詩鈔》），別轉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詩風。初學江西詩派，重在字句韻律上著意，五十歲以後詩風轉變，由師法前人到師法自然，創造了他獨具特色的“誠齋體”。誠齋體講究所謂“活法”，即善於捕捉稍縱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詼諧、平易淺近的語言表達出來。如《檄風伯》：“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就充分體現了誠齋體的特色。他的“誠齋體”詩，具有新、奇、活、快、風趣幽默的鮮明特點，“流轉圓美”（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總序》），“活潑刺底”（劉祁《歸潛志），尤其為人所稱道。
楊萬里的詩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變化，既有“歸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氣勢，也有“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周必大《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的委曲細膩功力。如《閑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寫得情致深婉，人稱“胸襟透脫”（《鶴林玉露》甲編卷4）。又如《戲筆二首》《擻風伯》《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寫得機智活脫，極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藝術感染力。楊萬里十分注意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汲取生動清新的口語人詩，往往“假辭諺語，沖口而來”（蔣鴻翔《寒塘詩話》），因而形成通俗淺近、自然活潑的語言特色。
楊萬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寫愛國憂時情懷的詩篇。他充任金國賀正旦使的接伴使時，因往來江、淮之間、迎送金使時親眼看到淪喪於金國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遺民父老，心中鬱滿國家殘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憤，愛國主義詩歌創作表現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絕句》：“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餘鷗鶯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其三），唱出了災難深重中愛國士人和廣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見到金山吞海亭已成專為金使烹茶的場所時，他發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霽曉登金山》）鞭撾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無能。此外如《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讀罪己詔》《故少師張魏公挽詞》《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等，或寄託家國之思，或呼籲抗戰複園，或歌頌抗金將領，或諷刺賣國權奸，都是直抒愛國思想的名篇。
楊萬里的絕大部分愛國憂時詩篇，不像陸遊那樣奔放、直露，而是壓抑胸中的萬丈狂瀾，凝蘊地底的千層熔漿，大多寫得深沉憤鬱，含蓄不露。如《過揚子江》：“攜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說親自動手汲水煎茶的雅興，其實是蘊藏著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憤，須參照《雪霧曉登金山》一併領略。楊萬里說過：“誰言咽月餐雲客，中有憂時致主心。”（《題劉高士看雲圖》）他不僅有那些吟詠江風山月的寫景抒情作品，還有不少也是抒寫愛國情懷的詩篇。如《豫章江牽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細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經古人拈出，紀以二絕句》《月下杲飲絕句》《初九夜月》等，都寫得曲折多諷，意味深長，蘊含著對國家殘破、中原未複的深沉鬱憤。晚年在《夜讀詩卷》中曾沉痛自敘：“兩窗兩橫卷，一讀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萬古心。”其詩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後人細細咀嚼。“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錐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楊萬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熱愛農村，體恤農民，寫了不少反映農民生活詩篇。如《憫農》《農家歎》《秋雨歎》《憫旱》《過白沙竹校歌》等，還有《歌舞四時詞》《插秧歌》等寫出農民勞動的艱辛和歡樂，《望雨》《至後入城道中雜興》等都具有比較高思想性和藝術性。楊萬里主張以人事說《易》，反對“空談性命”。提出“興國在人”的社會政治思想。
詞
楊萬里所作詞風格清新，富於情趣，頗類其詩。具有幽默、詼諧的特色。
散文
楊萬里的散文中亦不乏佳作，他為文兼擅眾體，步趨韓柳。其作品中密栗深邃、雅健幽峭之處，尤與柳宗元相似，友人以此推崇楊萬里，他也如此自認。
3、歷史評估
虞允文：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
趙昚：仁者之勇。
項安世：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文機獨有今。
薑特立：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
周必大：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脅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
陸遊：1、誠齋老子主詩盟，片言許可天下服。
2、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
劉克莊：海外鹹推獨步，江西橫出一枝。
歐陽玄：南渡後，楊廷秀好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
脫脫：萬裏為人剛而褊。
羅大經：立朝時，論議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
嚴羽：1、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弃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
2、以人而論，則有楊誠齋體。
解縉：文章足以蓋一世，清節足矣勵萬世。
蔣一葵：乾、淳間，詩人稱誠齋、範石湖及陸放翁為巨擘。
王夫之：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錶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
李紘：封事則胡忠簡驚人，詩盟則楊誠齋獨主。
紀昀：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裏及陸遊最富······以詩品論，萬裏不及遊之鍛煉工細；以人品論，則萬裏倜乎遠矣。
錢基博：1、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楊萬里及陸遊最富。遊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為媲於蘇。萬裏清新刻露而特為生拗，則原出黃······其為文章，含危仄於爽朗，以白俗為生拗，避熟而不避俗，涵今而亦茹古，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由黃庭堅以攀韓愈，詩如是，文亦如是。然詩特擅名。
2、萬裏善用其長，肆意有作；成大則避所短，斂手勿犯。陸遊語多樂易；萬裏、成大意含悵惘。皆出入江西，而欲有所變以自名家者也。
錢鐘書：放翁善寫景，而誠齋善寫生。放翁如圖畫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鳶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躡風，此誠齋之所獨也。
4、主要作品
楊萬里一生寫作勤奮，相傳有詩20000餘首，現存詩4200首，詩文全集133卷，稱為《誠齋集》。並有《楊文節公詩集》42卷。另著有《誠齋詩話》1卷，不專論詩，也有一些文論。所作賦以《浯溪賦》《海賦》為有名；所作詞今存僅15首。
楊萬里又精於《易》學，有《誠齋易傳》20卷，以史證《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