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智慧，與西方比不太一樣，有自己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是來自《周易》，後人則對《周易》內容進行了各個方面的發揮。我與朱伯昆共同創辦了國際易學聯合會。多年前，我曾經與他討論“《周易》的智慧在哪裡”？朱伯昆以故宮三大殿的名字相答。故宮裡面最大的殿是太和殿，“太和”就是最偉大的和諧；中和殿之名就是講究陰陽、剛柔的互補；保和殿的“保和”則是指保持中和。這就包含了《周易》的覈心思想。清朝建制承自明代，最早可追溯到漢朝，和諧二字的應用自古有之。
《周易》的釋義詞句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保持和諧產生的功效則有“首出庶物”和“萬國咸寧”。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編中引用宋代張載《太和篇》的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四句話總結了一部《周易》的智慧。《周易》的覈心思想是講陰陽。陰陽相對，囙此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總有與其相對的事物存在；既然相對，行為管道相反，應該互相尊重對方，但是難以做到；由於不尊重別人，不承認別人的合理存在，囙此有鬥爭，甚至對抗。前三句話是世界的普遍現象，無論中外、古今，甚至將來，都不外如是。問題是，碰到這些衝突、鬥爭、摩擦應該怎麼辦？中國的智慧就體現出與西方的不同來。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叢林法則”，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蝦子吃泥巴，誰厲害誰就能稱王稱霸。西方一般用這種管道處理問題，這就是霸權主義。早在20年前，馮先生曾經提出應該從鬥爭哲學轉到和諧哲學來。他認為，“仇必和而解”是《周易》關鍵的關鍵，中國的智慧就在這裡。儒家講究“王道”，認為“霸道”只能造成口服心不服，最後必然出現無法解决的衝突，儒家崇尚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換句話說，是“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二字第一次提出，馬上成為各大主流媒體的關鍵字。同時，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中國的崛起不對世界構成威脅。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中國進一步提出“在國內構建和諧社會，在國際上共建和諧世界”。我們看到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個中國人早在《周易》就提出的理想。囙此，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是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的。
中國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則在和諧。“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也體現在改革開放30年的非凡成就之中。中國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模式”，為世界所矚目。和諧，也符合中國泱泱大國的形象，用“仇必和而解”去解决國際關係中的問題。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必然有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大到國事、天下事，小到家事，都可以用“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四句話去驗證和解决。
自清末開始，我們在尋求生存、發展中遇到了很多磕磕碰碰。百年來，我們向西方學習，並取得了成就。當前，中華民族正處在轉捩點。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必然要求文化的進步和產生更大影響力。我們要與世界接軌，就需要有主體意識。我們學國學，為的也是這個目的。因為一百多年來，主體意識已經被我們丟了，這是很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