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95%的心臟導管實現了重複使用，而我國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對於高品質的消耗品，包括腎臟透析用品等，能規範消毒、加工處理——這在生物技術上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避免浪費，降低醫療成本。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都在考慮醫療器材重複使用的問題。德國已全面實行醫療器材重複使用，這在德國已不僅僅是一種消毒科技，它還成為德國環保型、節約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典範。美國也將這個問題提上了議程。我國卻沒人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網、搜狐網等機构聯合發佈的“全國兩會民生系列調查”顯示，新醫改實施後，居民表示“看病貴”問題略有緩解，但仍是醫療最大難點。對於現時就醫存在的最大問題，44.3%的京滬穗三市居民首選“看病貴”。37.2%的居民對醫改的最大願望，是通過醫保解决大部分醫療費用，降低個人支付水准。
然而，著名心血管病專家、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臟中心主任胡大一教授表示，要切實減輕群眾醫療負擔，不能僅靠降低費用。
做一次心臟冠狀動脈CT檢查，放射線量相當於拍了750次X線胸片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醫生給患者看病的基本流程應該是怎樣的？
胡大一：大致分五個步驟：
第一，詳細詢問病人的病史，同病人溝通，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第二，物理診斷，具體分為“望”——看看病人有沒有黃疸貧血等；“觸”——觸摸病人的胸腹部；“叩”——叩叩他的肺部和心臟部位；“聽”——就是使用聽診器。
第三，用一些基本科技檢查和診斷疾病，比如做心電圖、拍胸大片，這些科技通常經過多年臨床運用，對診斷有價值且成本很低；
第四，讓病人做無創傷性的輔助檢查，比如做運動平板測試、超聲心動圖檢查；
最後，才是讓患者做CT（電子電腦X射線斷層掃描科技的簡稱，一種功能齊全的病情探測儀器——編者注）、冠狀動脈造影等成本很高且有創傷的檢查。
我在美國學習期間，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這個診斷流程。其實，對經驗豐富的醫生來說，通過前面四個步驟就能診斷大部分疾病，最後一步完全沒必要。但現在不少醫生的診斷過程本末倒置了，問診三句半，立刻就讓病人做CT、造影、核磁。
很多醫生忽視了最基本的東西，過度依賴尖端科技解决常見病，把疑病留給精密儀器。我在一次評審高級職稱的會議上，居然看到有醫生很自豪地說，他最近十年都沒戴過聽診器。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當心髒科醫生的。而據我瞭解，不戴聽診器診斷，還真不是個別現象。我還曾聽某大學知名教授說：“CT和造影就像是日光燈，聽診器就像是煤油燈。我們為什麼要拋弃日光燈，回到煤油燈的時代？”這話我很不贊同。
現在生物醫學科技發展很快，醫生離人文、離病人越來越遠。我們社會存在的醫患關係緊張問題，也與一些醫生忽視問診階段、忽視與病人的溝通有關。醫生盲目依賴科技，會拉開與病人的距離。
中國青年報：一些人可能覺得很正常啊，既然一些先進的醫療科技就能取代“望、觸、叩、聽”等環節，那幹嗎非要浪費時間？
胡大一：很多人覺得，CT、造影等檢查是無害的，可以隨便做。事實上，這些檢查的成本高、創傷大，還可能給病人帶來永久性傷害。比如做一次心臟冠狀動脈CT檢查，放射線量相當於拍了750次X線胸片，這對一些並不需要做CT檢查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來說，不但起不到作用，還會浪費醫療經費，更重要的是，這會給病人帶來一生的癌症風險。
這就是所謂的“過度治療”，即病人不需要的，甚至會帶來負面危害的檢查和治療。
在德國95%的心臟導管實現了重複使用，而我國全是一次性的
中國青年報：“過度治療”的情况普遍嗎？
胡大一：普遍。美國有，印度有，中國也有；30年前有，10年前有，今天還有。
兩名美國醫學專家今年年初發表文章，舉了兩個極端例子來說明“過度治療”。一個例子是講，一名50多歲的美國男性患者，在短短5年時間，做了50多次心臟造影，換了27個心臟支架——中國的最高紀錄是13個支架。
另一個例子是，一名48歲的美國女性，因為胸疼去看病，先做了CT檢查，發現心臟冠狀動脈有些似是而非的病變，又去做造影，還做了心臟牽線手術。牽線後，橋血管出現血栓，病人出現休克，最終只能做心臟移植手術。其實，這個人本來只是得了焦慮症。
我們社會也有很多“過度治療”現象。我國每年約有8萬人死於抗生素濫用，約20萬人死於藥物濫用。很多人一感冒發燒就去輸液，醫院裏到處都是輸液的人。這在美國、歐洲、印度、古巴是絕對看不到的。現在還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不少老年人即使沒病，也會定期去醫院輸液，因為他們認為，輸液可以稀釋血液，防止腦血栓，這其實是有害無益的。
中國青年報：為什麼會出現“過度治療”？“過度治療”現象會產生什麼後果？
胡大一：首先，我們要體諒一些醫生的苦衷和困惑。“過度治療”有時很難避免，醫學中存在大量未知領域，很多疾病的具體原因不清楚。比如90%的高血壓患者，我們都說不清患病的具體原因。為此，一些醫生難免使用不需要的科技。有的醫生是抱著對患者負責的態度，把網撒得稍微大一些，為的是最後撈著魚。
我們也不能忽視，現時傳統的醫學模式很容易讓醫生產生“科學主義”、“科技至上”的觀念和生物技術崇拜。舉個例子，一個經常胸悶、心悸的年輕女性，醫生對她的診斷可能出現兩個流程：
流程一，醫生單純地從生物學角度思考，建議她做心電圖、CT、造影，但最終可能發現患者均屬正常。於是醫生說，我用最先進的科技幫你摘掉了冠心病的帽子。但結果是，病人的疾苦沒有解决，沒必要的檢查還給她帶來一生的癌症風險。
流程二，如果醫生經過了培訓，不但會考慮病人得病的生物因素，還會考慮心理和社會因素等，可能就會打開視野、跳出怪圈。他也許會發現她沒有冠心病的家族史，也沒有其他危險因素，得冠心病的幾率極小。那麼，這種症狀很可能是由焦慮、驚恐引起的。如果他拿量表給病人量測，再多交談幾次，可能也會給病人摘掉冠心病的帽子，並開一些治療心理疾病的藥物。這樣，患者免掉了很多成本高、有創傷的檢查，而且感到很溫馨，實現了“醫患和諧”，還治好了病。
另外，“過度治療”與醫療體制的趨利性有關。現在很多醫院攀比毛收入，如果一家醫院買了CT機、造影機，他們就會想，這臺機器必須要用，多少年內要收回成本。科室和醫生的獎金也直接和開出的藥品和檢查單掛鉤。如果醫生不能完成醫院分派的“名額”，會被扣獎金。
再比如心臟支架，一種是兩三千元的金屬裸支架，還有一種是上萬元的藥物支架。這兩種支架各有利弊，不同人、不同病症應選擇不同的支架。在美國，20%~30%的比例是使用金屬裸支架，在德國和瑞典，金屬裸支架使用比例為50%左右。但中國的情况是，大家一窩蜂地、近100%地使用藥物支架。因為醫生可能說，便宜沒好貨。為這個問題，我多次提出要改革，但還是很難解决。廠家賣兩三千元的支架，利潤空間小，貴的支架利潤空間大。醫院也是一樣，賣貴的支架，從醫院到科室到個人，都能得到更多經濟利益。
大家可能不願正視這樣一個非常冷酷的事實——各種利益鏈的存在，最終傷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眾健康，這是我不能忍受的！
中國青年報：有人提出，“過度治療”還與普通群眾盲目信賴科技有關，這也讓一些醫生感到有壓力，如果有高端科技不用，很難獲得病人信任。
胡大一：是的。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醫生認為放支架是治療一些心臟病的最好方法，很多病人也是這麼想的，不放支架他還不放心。醫患雙方都對科技存在過度崇拜。特別是有錢的、醫保條件比較好的人，你不給他做最貴最先進的檢查他還不幹。現在有少數醫院，不是按病人需要和具體病情進行體檢，而是看病人能付多少費用，然後就像打包一樣，給你介紹各種“檔次”的檢查。其實在醫學領域，便宜是有好貨的，關鍵是看病人適合什麼。
所以，“看病貴”問題不僅是醫療費用高的問題，過分依賴科技、對病人進行“過度治療”也會推高醫療費用。我們應該熱愛科技，但絕不能盲目崇拜科技。
另外，醫療消耗品不能重複使用，也間接抬高了醫療費用。在德國，95%的心臟導管實現了重複使用。而在我國心臟導管全是一次性的。如果對於高品質的消耗品，包括腎臟透析用品等，能規範消毒、加工處理——這在生物技術上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避免很大的浪費，降低醫療成本。
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和美國都在考慮醫療器材重複使用的問題。德國已全面實行醫療器材重複使用，這在德國已不僅僅是一種消毒科技，它還成為德國環保型、節約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典範。美國也將這個問題提上了議程。我國卻沒人討論這個問題。
我國心臟支架使用量連續3年每年增加6萬個，老百姓心血管病死亡率卻逐年上升
中國青年報：過度依賴科技不僅推高醫療費用，還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治療作用。我看到北京腫瘤醫院的一項統計資料：20年前，胃癌診斷通過纖維胃鏡、常規活檢病理診斷等只需440元，而現在基礎診斷就需要2830元。胃癌化療從20年前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現在的15050元。但胃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比起20年前反而下降了。
胡大一：芬蘭一名心臟病醫生和他的團隊，在與當地政府、企業的合作下，用了35年時間宣導群眾改變生活方式。比如，先宣導人們吃麵包時逐漸减少塗黃油的量，接著通過立法，反對反式脂肪酸物質進入食品，最後提倡群眾吃植物油。35年後，人們的期望壽命延長了十幾年，冠心病患者减少了80%。他們發現，對壽命延長貢獻最大的不是心臟支架，不是更多的藥物，而是發動社會各種資源，促進全民健康。
我國心臟支架使用量連續三年每年增加6萬個，老百姓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卻逐年上升。要降低這類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關鍵還在於預防。美國和芬蘭做過調查，對於心肌梗死死亡率的降低，群眾血壓下降的貢獻率約占24%，降血脂和降膽固醇的貢獻率在18%左右，全民戒烟貢獻了約12%，加强運動占到了6%~7%。而做心臟支架、牽線手術，對死亡率下降的貢獻率僅占3%~5%。
中國青年報：我們如何從根本上解决“過度治療”問題？
胡大一：要根本解决這個問題，得從醫學教育和醫療服務模式的改造做起。現在大學裏的醫學生，學的大多是生物技術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缺少人文教育。
在現在的醫學院裏，我們越來越把醫學當成是生物技術學科，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等專業都是分開教學，學生的人文內涵越來越少。這其實是從一開始就為“科學主義”和“科技至上”的觀念埋下了禍根。
現在的醫療體制也需要改革。在新加坡，醫生如果讓患者做3個以上心臟支架，必須書面說明理由。如果醫生沒有給出合理的理由，或做了更貴的支架，他的行醫資格會受到質疑。新加坡還規定了哪些病做牽線、哪些病做支架，如果本來該牽線的病人給上了支架，醫生也必須書面說明原因。如果說不清楚，醫保將拒付費用，醫生還可能被吊銷行醫資格。在這些方面，我國的相關政策亟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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