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徐禎卿在詩壇佔有特殊地位，詩作之多，號稱“文雄”。那麼他詩學思想的發展路徑是什麼樣的？下麵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早期詩作近白居易、劉禹錫風格，及第後受李夢陽、何景明、迪貢等影響，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參與文學復古運動，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為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談藝錄》，只論漢魏，六朝以後不屑一顧，闡述重在復古之論。其詩格調高雅，縱橫馳騁於漢唐之間，雖刻意復古，但仍不失吳中風流之情。
徐禎卿的思想仍依其生平分為兩個時期。
其前期對儒、佛、道、文學等兼收並蓄，體現出一種大體符合吳中地域的知識雜進性特徵；後期大體可以王陽明所說的“學凡三變”來勾勒其思想的轉變軌跡。
“末世論”思想是徐禎卿對時代特徵的一種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個基礎起點，徐氏對文學復古的宣導、一生潜心“玄學”等都與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圖相關。
徐禎卿的思想歷程是與整個時代結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轉變大都體現了其精神結構的轉換，從時間來看，徐禎卿是七子典範作家中較早由文學轉入道學，又最早轉向心學之人。
《談藝錄》是徐禎卿的詩學理論專著，其詩學思想可以概括為在“復古”觀念的觀照之下，以“情”為覈心帶動“氣”、“聲”、“辭”、“韻”、“思”等諸理論要素的詩論體系。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吳中文人的文化復古思潮、感受主義與審美主義的膨脹均為徐禎卿“主情”、“復古”觀念的產生提供了極有利的環境。
“因情立格”說則是徐氏對情感與格調的相互關係所作的探索，為復古派提供了一個學習漢魏古詩的基本途徑。
徐禎卿吳中時期的詩歌與吳中地域性因素的關係。徐禎卿早期的習詩系統為六朝、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又兼以晚唐，詩歌以“情深”為主要特徵，風格哀婉清麗，詩中湧動的“愁緒”及對意象系統的選擇形成其感傷化的詩境。
徐禎卿前期詩歌主要是融入吳中一脈，具有很强的吳中地域性，但又有鮮明的個體性特徵，特別是對“情”的吟詠與張揚在吳中“主意”的詩壇環境中顯得尤為突出，同時也成為其入京後加入複古主義陣營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則是其復古主張）。
徐禎卿與李夢陽等七子盟友的交往與轉變。相對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與李夢陽往來密切，特相友善，與邊貢、南京作家群中的朱應登、顧璘亦交往頗多且情誼深厚，與何景明也有往來及詩歌酬贈，但相聚時日極短，而其與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鄭善夫等人交往的記載不多。
關於徐禎卿後期詩歌觀念的轉變問題，本文主張其詩學觀念在後期並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是因指導其後期詩歌創作的觀念由吳中風習轉向復古理論，才導致習詩系統改趨漢、魏，詩歌內容、藝術特徵等也發生轉變，但同時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麗等特徵。
可以說徐禎卿的後期詩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南北文風的交融。李、徐論辯及二人詩學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復古運動史上，徐、李二人之間發生了一次詩學理論上的論辯，本文對論辯的具體時間、起因、過程以及論辨的態度、結果等做了比較細緻的考察。
李、徐二人的詩學觀念在“復古”、“主情”等基本主張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級層次上還是有些差异，並且這種差异根深蒂固，始終存在，如在“復古”觀念方面，二人對具體的復古統序、復古範型內部要素的選擇等還存在一些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