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建都南京，明成祖時期遷都北京。傳十六帝，共計276年。明朝時期君主專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國家也進一步統一和鞏固。明初廢丞相、設立廠衛特務機构，加强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但同時也為中後期宦官專政埋下伏筆。明朝時期農民反封建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麼下麵小編就為大家帶來關於空印案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空印案，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空印，就是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內容。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朱元璋認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書簿册作弊，所以要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册者，因為牽連人數眾多，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有關空印案的處置，以至於發生時間，所殺人數，存在許多疑點。空印案是懲治貪官污吏還是亂殺無辜，後人對朱元璋評估上亦存在分歧。
空印案發生背景
按明朝規定，每年各布政司、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稅款帳目。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的數位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項不符，整個帳冊便要被駁回，重新填報，重新蓋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時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全國各地官員都要到南京來報送帳冊。當時上繳的是實物稅款即糧食，運輸過程中難免有損耗，出現帳冊與實物對不上的現象是大概率事件。稍有錯誤就要打回重報，江浙地區尚好，而雲貴、兩廣、晉陝、四川的官員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稽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空印案事件經過
朱元璋發現空印這種做法後，極為敵視。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歡蒙古元朝時代已經出現的官僚們的舞弊行為。他嚴厲地對付帶有這種意味的行為。使用空印會給貪污大開方便之門。
發生“空印”事件後，史載，朱元璋的反應是“盛怒”，認為這是欺罔行徑，丞相、禦史都不敢諫言。下令，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同年有星變，朱元璋下詔求言，有浙江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朱元璋。鄭士利兄，乃湖廣按察使僉事鄭士元，受空印案連累坐牢，為避免被認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鄭士元出獄後，鄭士利這封上書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鄭士利上書數千言，言數事，其中空印事尤詳。
鄭士利認為，陛下欲治罪這些空印的官員，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紙，弄虛作假危害老百姓，但這是不可能的，並提出了四個觀點：其一，空印帳冊蓋的是騎縫印，具體到每張紙上印迹並不完整，與一紙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辦不成什麼事，何况這蓋了章的白紙也是輕易拿不到的。其二，錢糧這些帳目數位，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對錯，最後戶部說了算。而部省間距離，遠則六七千裏，近亦三四千裏，一旦有錯，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時間。先印而後書，這是權宜之計，且由來已久。其三，國家立法，必須要有明確的法律，而後根據法律懲處違法者。但是，立國並沒有針對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這麼做的，並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國家培養一個合格的官員很難，能比特至郡守的官員，都是數十年培養所成，這些官員並非草菅可割而複生。
朱元璋看罷鄭士利的上書後，大怒，命令丞相禦史追查幕後主使者。鄭士利笑道：“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最終沒查出幕後主使，鄭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員沒有囙此被赦免，就連已經釋放的鄭士元也受此連累被抓起來流放了。
空印案處置結果
《劍橋中國明代史》：“有些資料說，在空印案中有數以百計的官員被處死。”
《明史·鄭士利傳》：“主印官員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並充軍遠方。”
方孝孺《葉鄭傳》：“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
吳晗《朱元璋傳》：“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達七、八萬人。”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一》：“葉伯巨鄭士利傳”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谷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禦史獄，獄凡數百人。”
柏樺《朱元璋與空印案》：“囙此空印案牽連的人數應該超過千人。按照當時的官制，官吏總數約2萬人，懲處千人，占官吏總數的5%，足以引起轟動效應。”
與郭桓案共計殺七、八萬人說及殺數萬之說，是當前最通行的說法，大多數與朱元璋有關的論著都採取此說。
空印案發生時間
空印案的案發時間，以及涉案被殺人數，還存在爭議。在案發時間上，有洪武八年（1375年）說，洪武九年（1376年）說，洪武十五年（1382年）說。在涉案被殺人數上，有殺數萬之說，有與郭桓案共計殺七、八萬人之說。
洪武八年（1375年）說，中央民族大學陳梧桐教授曾經有《明初空印案發生時間考》一文，進行了細緻的考證。洪武九年（1376年）說，則是根據明人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一“葉伯巨鄭士利傳”，與《明史・鄭士利傳》對比而得出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說，因為《明史・刑罰志》持此說，所以為大多數明史論著所公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