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即明思宗、崇禎帝，明朝第十六比特皇帝，在位共十七年，年號“崇禎”。朱由檢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比特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生母為孝純皇后劉氏。下麵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生於慈慶宮，天啟二年（1622年），被封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年）即皇帝位，年號崇禎。即位之初，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厲行節儉，平反冤獄。在位期間，朝廷黨爭不休，民間灾害不斷，導致明末農民起義爆發，關外後金政權趁勢崛起，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時，朱由檢自縊於煤山，終年三十四歲。清軍入關後，以禮改葬於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廟號懷宗（後取消），諡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湣皇帝。南明弘光帝追上諡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後改為毅宗。隆武帝改廟號為威宗。
軼事典故
好學不倦
崇禎帝還是一個好學不倦的皇帝，博覽群書，舉凡《四書》《五經》《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皇祖明訓》《帝鑒圖說》等典籍幾乎朝夕不離手。他還命令武英殿中書，畫歷代明君賢臣圖，寫《正心誠意箴》，製成屏風，分別安放在文華殿、武英殿，以便隨時激勵自己。
年號起名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後十餘日，朱由檢在皇極殿即皇帝位，改年號為崇禎。在選擇年號問題上，朱由檢頗有斟酌。當時閣臣提供四個年號供他選擇，一為“乾聖”，朱由檢說“乾為天，聖則安敢當”；二為“興福”，朱由檢說“中興甚好，亦不敢當”；三為“鹹嘉”，朱由檢認為“鹹旁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於是選擇崇禎為年號。
僧尼相配
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軍內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請求崇禎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編入裏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數十萬。崇禎帝居然認為沈迅的建議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將沈迅改任兵科給事中。
崇禎夢有
明末清初學者談遷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禎帝夢見有人寫了個“有”字，醒來後告訴太監，有人說這是吉兆。不久，會極門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說“陛下夢後，諸臣革革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蓋‘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崇禎帝龍顏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卻找不到。有人說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細。
後來這個事件演變為“崇禎測字”的民間傳說。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軍師宋獻策潜入北京，喬裝成測字先生。恰逢崇禎帝微服私訪，出來散心，看到測字攤，便說：“來，為朕測個字！”宋獻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禎帝。崇禎帝看到路邊“大有糧店”，寫了個“有”字，並詢問大明國運。宋獻策說：“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禎帝說：“先生，我問的朋友的‘友’！”宋獻策說：“這個友是反字出頭，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連一半也剩不下了。”崇禎帝又說：“我問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獻策心說：“你還有准主意呀！”宋獻策說：“皇上乃萬乘之尊，酉字上添二點，下添寸，現在尊字下邊缺大腿上邊沒腦袋，光剩中間一骨節還活什麼勁兒？”
密室藏畫
崇禎帝上吊後，在其身上的遺言旁邊又有一行書寫到：“文武百官全都倒東宮行在去。”原來崇禎帝以為內閣諸臣已經看到了他所寫的朱書，卻不知道實際上內傳將朱書送入內閣時大臣們早已四散逃命了，內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並沒有一個人知道此書。當初大內中有一間密室，看管的十分嚴密，相傳其中有劉誠意所藏的秘記在內，說沒有重大變故不能隨意開啟。到此時事情緊迫，眾人開啟來看，看到是一副繪圖三軸，最末一軸影像酷似崇禎帝模樣，身穿白背心，光著左脚，披頭散髮懸在空中。於上吊後的崇禎帝的情况沒有任何區別。
大明陪臣
崇禎十七年，有個朝鮮人崔孝一來到在北京昌平縣城外的崇禎帝墓前，絕食七日而死。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事，中國史書是絕不會記載的，但朝鮮的正史和野史卻大書特書，讚美這人是“千古義士”。
人物評估
人物總評
崇禎帝是一個勤政的皇帝，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髮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
崇禎帝執政時期，對於後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後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
曾經强盛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崇禎帝與臣子的關係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後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於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儘管崇禎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淩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帝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帝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監。與此同時，崇禎帝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後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後的機會；而從南明諸政權觀之，朱明皇室在滿清的背景下號召力依舊不容小覷。故而，崇禎帝儘管勤政，卻錯誤百出，不僅不可能中興明帝國，其亡國也幾乎是必然。
崇禎帝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帝表現得極為機智，《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崇禎帝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强上許多，故史家對於崇禎帝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朝並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國的良臣與禦敵的良將，但崇禎的兇暴與多疑、懈愎讓這些忠臣良將一個個成為刀下之鬼，而倖存的人只能選擇閉口不言。他本來是有機會的，本來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但他失去了——這看來偶然，卻又必然。
由於連年的灾荒，農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燒整個華夏大地，後金不斷侵擾的邊疆，導致軍費不斷激增，而稅收卻無法跟上，這一切的結果導致崇禎年間加稅不斷，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
雖然崇禎帝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進攻，加上崇禎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囙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帝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複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後金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
史書評估
《明史·本紀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优渥。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史·流賊傳》：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併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歷代評估
南明大臣把崇禎帝抬舉到千古聖主的地步，如禮部郎餘煜在議改思宗廟號時說：“先帝（崇禎）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稱。”
清初張岱：“古來亡國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慮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
明遺民屈大均：“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風雨迷神馭，山河盡國殤。禦袍留血詔，哀痛幾時忘！“
清人蕭徵模咏崇禎皇帝的詩歌寫道：心匪不仁計則窮，减夫派餉事重重。可憐三百年夭下，斷送憂勤惕勵中。
順治帝：諭工部曰：“‘朕念明崇禎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為闡揚，恐千載之下，意與失德亡國者同類並觀。朕用（因）是特製碑文一道，以昭憫惻。爾部即遵諭勒碑，立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又於所諡懷宗端皇帝加諡數位，以揚盛美。’又嘗登上陵，失聲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臣。’上為後代所惓懷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后階石，高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捆打六十禦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捧鐙，兩人扶秋，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崇禎帝殉國幾年後，有幾比特朝鮮官員引用崇禎帝“荒淫亡國”及光海君為例勸諫國王李倧（仁祖），李倧表示：“崇禎皇帝因國勢微弱，不能支保，實非淫虐無道之主也。設有可言之事，我國之道，禮當隱諱而已、悲愴而已，何敢形諸文字，與無母之人（指光海君）並論哉？”
鎖綠山人《明亡述略》：莊烈帝勇於求治，自异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况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决矣。
全祖望《明莊烈帝論》：“莊烈（朱由檢）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
乾隆帝認為，明之所以亡國，是因為萬曆、天啟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廢弛。崇禎繼位時，“國事已不可為”，他雖然辛苦經營17年，仍不能“補救傾危”，最後以身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