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世界最權威的學術雜誌《自然》雜誌發表了有關“北京人”的最新年代測定方法，將“北京人”的年齡提升了27萬年，由過往年代的50萬年說、60萬年說確定為現時的77萬年說。中國科學家沈冠軍、高星和美國科學家高斌主持了周口店北京直立人的埋藏測年法科考實驗工作。同時發現石器的年代有100萬年的歷史，這引起了本作者的極大興趣。
2011年11月下旬，作者專程前往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館領導和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並詳細介紹了有關水晶方面的考古進展。
考古學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時期，工具是用很簡陋的石頭、獸骨以及鹿角、樹枝等經過簡單加工制出的器具。木器遇濕易朽，很難存遺，骨器和角器數量很少，又難辨認，能够在數十萬年的滄桑變化中保存下來的主要是石器。經過20世紀20年代初到60年代近半個世紀的發掘，北京猿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約10萬件。所以，北京猿人的文化以石器文化為代表。最早發現石器的是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1921年，安特生同奧地利青年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赴周口店龍骨山考察，發現藏埋著古動物化石的沙石中有一些殘破的石片。這些形狀特殊的石片，顯然不是原生於洞穴中，也不是被水沖進洞穴的。從石質來看，有水晶、脈石英、燧石和砂岩。燧石、砂岩、石英岩存在於周口店附近的河灘，水晶只有洞穴兩公里外的花崗岩山坡才有。安特生隨即想到：”這些不是可以用來割切獸肉和獸皮的嗎？”由此安特生斷定，這些石片和石塊就是遠古人類使用的石器。
在中國大地不同區域發現了不同時期的水晶，而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出土的水晶當屬人類使用水晶的最早記錄。根據1935年周口店發掘的第24水准層3000多件石製品的統計，水晶佔據1%，而最新更詳細統計顯示，水晶佔據4.8%，主要來自遺址北2公里的花崗岩區（見《舊石器時代考古》王幼平著，文物出版社，2000年）。
可見“早期原人的某些種群開始製造他們可以用來屠宰動物以得到肉身的石制工具時，人類的文化看起來就已經發展起來了”（見《人類文化學》美國威廉.A.哈維蘭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同時也證實了“水晶文明的起源出現在77萬年，出現在沒有中斷的中國歷史裏，留下了她別具一格的，生生不息的文明史”。中華大地的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水晶的瑩澈與美麗，感受到人類先祖的原始首創精神，感受到歷代工匠靈巧雙手留下的指紋和餘溫，感受到中華民族在水晶一脈上代代沿襲的智慧改變了遼闊土地的精神質量，一種文化的來龍去脈由此獲得了物質性的堅實著落，將所有這些放置在一個更高的構架中認知判斷，在時間和空間兩個方向上，依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邏輯規律展開，解决了水晶文化形成的源流問題。我們在研究中國水晶文化時，首先要擺正自己的歷史位置，重新認識和發現水晶文化的價值和意義，走進歷史深處，才能擴大我們的“視野”，看到的畫面才比較宏闊，才能比較準確找到與現實接軌的座標，看清未來的方向。
77萬年後，江蘇東海，中國水晶之都，遙遠的後人聽到了水晶的呼喚，水晶文明史上，東海時代的原創精神依然感人，在色彩斑斕的水晶之上承載著極輕也極重，有形卻無形的生命。77萬年沉澱的力量，帶著人類更多的希望，要你往返於77萬年之間……
水晶文化的探尋、梳理、研究，改變我們的生命尺度，改變我們的時空感和世界感，為水晶事業日後發展，為復興中華文明，對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給予更高的期許。為此，水晶文化一脈同樣承擔起指引人們從歷史事實中汲取智慧的責任。
探尋、梳理、研究的過程中怎樣推出新意需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思路，需要有新的理論勇氣，傳統的文化史研究模式是否適合當代的文化史研究，這是一個值得深刻加以反省和質疑的問題。因為傳統的文化史研究與我們時下開展的文化史研究之間本身就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要更多地轉向那些未被傳統文化史切實關注的事物。將水晶一脈的文化研究引入縱深，推動水晶文化研究，在研究中求發展，在發展中為新時期文化改革，文化創新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