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解析:從日常到“斯德哥爾摩”的距離

——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斯德哥爾摩效應”,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現象是頗為奇怪的。通過根據該真實事件的電影《熱天午後》,我們來看一看認同過程是如何通過“共鳴”逐漸達成“共識”的。“共識”不過是看到了“我以為”的對方,實際看到的對方,不過是自己的投影。綁匪有可能被警詧槍殺,人質有可能被綁匪槍殺。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與Clark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比特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弃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詧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斯德哥爾摩效應”,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現象是頗為奇怪的。為什麼被施虐者反倒認同了施虐者呢?通過根據該真實事件的電影《熱天午後》,我們來看一看認同過程是如何通過“共鳴”逐漸達成“共識”的。“共識”不過是看到了“我以為”的對方,實際看到的對方,不過是自己的投影。

注:灰色字體為影片片段簡介,黑色字體為無意識過程的分析。

共鳴一:“慌張的小孩”

在片頭綁匪出現,私下兩個綁匪進行交流,其中一個說道:我很害怕,我們應該拿小一點的槍,我怕搞出大事。另一個綁匪試圖安慰他,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人都是非常慌張的,自顧自都有些來不及。開始搶劫後,說害怕的綁匪說:我下不了手,隨後撂槍跑了,隱約透露著些可愛。在面對自己搞不定的情况下,我們偶爾也會退縮。餘下的兩名綁匪是非常意外的,說好的一起搶劫你怎麼臨陣脫逃了,可是活兒還是得幹不是。在慌張中,A綁匪開始實施搶劫。

在此,他們的互動快速且真實的呈現了出來他們所謂“人性的弱點”,膽小、容易受驚、敏感、心裡的弦崩得緊緊的。而這部分所謂的“弱點”,也正是人們在生活中常常試圖掩藏的部分。

共鳴二:“沒人會傷害你”

在搶劫過程中,A綁匪不斷說明:沒人會傷害你,我是個天主教徒,我不想傷害任何人。

聽起來他是被處境所迫,我圖財是不得已,我也是個有信仰的人,對於有信仰的人而言,能讓他悖離信仰的,無非是已經走到絕路上,如履薄冰。恰好,這也是作為1973年的美國階級劃分非常明顯時,作為普通工薪階層的心聲。

共鳴三:“我們是一樣的人、我需要被尊重”

經理開始配合綁匪A,綁匪比較慌張,害怕經理打主意,明說:我也是在銀行工作的人。綁匪大聲說粗話時,經理說道:我們這裡有少女,請你注意你的用詞。綁匪顧及了場合,停止說粗話。當女人們提出:我有幽閉恐懼症,我需要上廁所。綁匪允許了。

銀行職員在配合的過程中,行為之間透露著配合,其一是為保護自己,其二來源於對銀行的憤怒。銀行職員在美國階級劃分比較明晰的情况下,很難有話語權。綁匪和被搶的職員們同為一個階級層,“被尊重”是非常奢侈的想法。而在這麼緊張的搶劫過程中,綁匪會尊重人質們的需要,被尊重意味著,被當成人對待。無疑在此,人質們體會到了被當成人看待的感受。

共鳴四:“身份反轉,你顧及我的處境,而今我考慮你的處境”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沒過一會兒,兩名綁匪被包圍,表現出無奈和放弃的樣子,這時角色倒轉,經理和行長作為被搶劫和施虐方,開始質問綁匪們:你們來的時候有計劃嗎?現在該怎麼辦?綁匪直接懵掉,手足無措。

作為本來的受虐方,開始考慮綁匪的處境,你們被警詧包圍了要怎麼辦,將心比心,你在緊急情况下顧及我的處境,現在你陷入危險,我考慮你的處境。反轉要素:同情開始出現。

共鳴五:“生活就是一場鬧劇”

綁匪虛張聲勢,在電話響時馬上說:如果你們靠近這裡,我將一個一個的射殺人質。而這通電話並非警詧打來,而是人質的親屬打來,人質問他要說些什麼,綁匪A很無奈的告訴她:說實情就好,順便感歎了一下:真是他媽的鬧劇。人質在打電話時,她已經告知對方是什麼處境,而對方竟然問她,你大概幾點弄完?(黑人問號!搶劫還有個時間限制?)晚上煮什麼東西吃?人質哭兮兮的說:你隨便煮嘛。完後還要走個過場的跟對方說:我也愛你。

在活著的過程中,想必我們都有同樣的感受,生活出其不意,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搞出一場鬧劇,哭笑不得,又必須硬著頭皮面對。在等級劃分明顯的國度,被看到就成了夢想,安安靜靜做一個小人物時,總是被上層階級限制,甚至很多時候表現不出個人樣。在電影中比較戲劇的是,通過“搶劫”,綁匪被圍觀了。應了那句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又是何其悲哀的,何嘗不是一出鬧劇呢?這是作為小人物的辛酸。人質的部分,談得上是諷刺,作為小人物,在有可能面臨死亡的時候,還要思考“今晚煮什麼”。在面臨內心崩潰時,哪怕你明著跟對方說你正在經歷什麼,對方依舊充耳不聞。這是愛嗎?反倒在這裡,綁匪和人質們有了一個真實的碰撞。“我看到的你,就是你的樣子”。

共鳴六:“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綁匪B提出不知道怎麼辦,“真的要殺人質嗎?我準備好了。”綁匪A在此時安撫著綁匪B,說他會處理,同時安撫人質們,在慌張的情况下,還沒忘記剛才人質提出的上廁所的事兒,一一安排。這時人質之一的氣喘犯了,綁匪A說他來處理。警詧想要瞭解情况,提議用一個警詧換一個人質,綁匪A把氣喘病人換出去了。此時綁匪A和警詧負責人有了一個戲劇性的互動,綁匪大喊“阿提卡”,圍觀群眾紛紛鼓掌歡呼。

Why?亞提卡事件,指發生在71年的亞提卡監獄暴動事件,政府不當的處理管道(射殺42人)引發了美國社會一次巨大的風波.美國歷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監獄暴動發生在紐約州的懷俄明縣,監獄的名字叫亞提卡。這是對當局的諷刺,與種族主義有關。圍觀群眾的歡呼,無異於又一個真實的相遇。在當時發生的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階級劃分故而,又怎麼區分綁匪A只是一個代表,代表群眾,發出聲音呢?那麼說起,大多數人對此的表態,難道不是真實嗎?(所以,綁匪A不過是作為大多數的發聲人,基於真相需要被言說

共鳴七:“只是為了錢嗎?”

綁匪A的媽媽在看到新聞後,表示疑惑“他可以找我要錢,他為什麼不找我要錢?”而人質本來都出了銀行,正準備回銀行時被警詧長拉住。人質問“你為什麼拉住我?”警詧長說“你都出來了”。“我的孩子們還在裡面”,此時圍觀群眾發出哄笑和吹口哨的聲音。回到銀行,人質和綁匪A對自己被採訪和從新聞中看到自己而高興。記者通過電話採訪綁匪A,並問道他為什麼搶銀行。綁匪A回答:因為這裡有錢。

從電影前段的綁匪自我介紹可知,他本身是在銀行工作,對銀行的各個工作點都非常清楚。那他不會不知道銀行在什麼時候結帳,留存在銀行的現金少之又少。他卻選擇在這個時間點搶銀行,為了什麼?為了錢?我想並不是,而是為了證明自己。就像人質在明明可以走開時,選擇留下,剩下的人質中並沒有她的孩子。為了證明自己,為了一個機會,證實自己的價值,為了被看到。所以他們對被採訪和上新聞,表現出來都是開心和享受其中的,甚至忽略了,這是一場“搶劫”。而現時對雙方來說,都面臨著危險。綁匪有可能被警詧槍殺,人質有可能被綁匪槍殺。當人群開始聚集起來時,事件變得不那麼簡單了,更像是一場集體抗議,人們漸漸變得不像自己。人質逐漸變成了他的同伴,因為共同的議題——被不公平對待,而在不公平對待中,又都有他們各自的影子

共鳴八:“如何活出自己”

記者採訪他時,問道你知道我們多少時薪嗎?知道我如何養活老婆和孩子嗎?綁匪A也面對著綁匪B的質問,“不成功,便成仁,要麼就殺了所有人”。隨後綁匪A提出想要直升機,想見老婆。之後綁匪A的老婆出場像是轟炸機,說話說個不停。

想想看,在工作中無法做自己,在家庭中沒有話語權,這不光是綁匪A的處境,也是綁匪B走投無路的困局,還重疊了人質們的經歷。這麼多共同點,關係著的覈心在於:如何活出自己,什麼又是自己?

共鳴九:“裡面的人餓了”

訂披薩時,綁匪A很大方的給小哥很多小費,圍觀群眾歡呼了,我們也要(搶劫來的錢)。綁匪A開始撒錢,圍觀群眾哄搶甚至推搡起來。外賣小哥開心的歡呼自己成為明星,因為給綁匪送餐。銀行經理回到銀行高興的說到自己被採訪了,因為被綁架。

“裡面的人餓了”,所以訂披薩。“我們都沒錢”,所以我也要錢。這種對錢的饑餓感,不單只是把銀行內的人質和綁匪連接起來,同時把綁匪和羣衆連接起來。其後的隱義在於:國家欠我們的,我們對規則不滿,同時,我們都渴望被照顧。從人數哄搶的氛圍來看,這並非一個人內心的期望,而是一群人的期望。一群人同時期望某件事,這便足以形成某個社會現象。在電影中表現為對“被看到”的饑不擇食。

共鳴十:“父母是個災難”

“他有老婆,有孩子,你更應該看看他的父母,簡直是個災難”綁匪A的同性愛人說道。

“父母是個災難”——也隱喻了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指望著不勞而獲希望綁匪搶劫的錢撒給他們。曾經被擱置的期待久久不得滿足,這部分期待從對父母有期待演化成對社會規則有期待,期待沒被滿足後對父母的憤怒,演化成對社會規則的憤怒,在憤怒背後,掩蓋著對愛的渴求。基於1973年美國的文化背景,強調經濟發展致使父母外出工作,加之社會形態轉型,從對情感的需求本身是在的,但又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面對這種轉型的情况衍生出,情感性的斷裂。愛而不得。同性愛人的出現,代表了與情感斷裂有關的身份認同轉變。沒有情感作為連接和支撐,人們便難以確認自己的身份,確定自己的位置。(同志群體的新增,與時代變化之間存在相應的聯系。)

共鳴十一:“有病”

當綁匪A的同性愛人出現後,綁匪A的同志身份揭開來。同性愛人希望自己做變性手術,從醫院趕來。他們之間的對話非常有意思:

“你還好嗎?”

“那裡很糟糕,一進去他們就認定你瘋了,然後就開始幫你打針,我的意思是,你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病怎麼好的起來。”

綁匪A的老婆一昧埋怨他,哪怕綁匪A跟他老婆說他想跟她說話,他老婆還是自顧自說著自己。當綁匪A的媽媽來找他對話時,只是一昧的在重複他曾經是什麼樣子,現在怎麼變成這樣。而綁匪無奈說:我就是個沒用的邊緣人。

“同志”作為邊緣群體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對話不也是很多人們的心聲。常常覺得自己不合群,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這是不被允許的。綁匪A不過是其中之一,他代表著有相同心聲的群體。“表達內心真實,卻被說成有病”。綁匪A跟他妻子以及他媽的的互動,無疑是非常擠壓他的生存空間的。作為最親近的人,看不到綁匪的實際處境。她們都很焦慮,只是一昧自顧自地說一堆話,以這樣的管道緩解自己的焦慮。這也映射出“邊緣人”被對待的管道,不被看到,不被重視,不被理解,不被傾聽。邊緣人群之所以變為邊緣人群,其原因在於生存空間被佔據,為了保護自己一退再退,只有靠邊站,以至於滑落到邊緣地帶。

共鳴十二:“我就是我,與眾不同”

綁匪們被逼到絕路,他不願意殺人,作為退伍軍人的綁匪,希望自己按照軍人的葬禮下葬。寫下遺書後,他簽下自己的名字。

生而為人,我們都需要被尊重,被看到,被重視,被理解,被傾聽。這些感受,確立了“我是誰”的整體形象、概念、感知、以及人生意義。在希望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未被滿足的部分牽引著我們去被滿足。綜合來說,不過是想確定,“我就是我,不是別的什麼”。

“斯德哥爾摩效應”的發生,與1973年的文化背景脫不了干係。在一個等級劃分的時代中,“人”喪失了作為人的自由和相應的權利,其後果,勢必會引起一系列奇怪的現象,這些奇怪背後,隱含著更為複雜的運作機制。“斯德哥爾摩效應”非常清晰的給我們展示了一致性認同是如何發生的:基於自戀一群人之間建立起强烈的“共感”,捕捉著那些關於“我們是一樣的”證據。

以上每個議題都直擊人心,越多共鳴也就意味著認同形成的穩固性,基於“我們一樣”的自戀,彼此認同彼此。

人和人之間本是有差异的,囙此我們哪怕和對方在述說同一種感覺時,我們所說的依然是不同的感覺、想到的是不同的事件、回憶起不同的人、不同的體驗…斯德哥爾摩效應中的人質們,借由打劫事件,感受到一種“我感受到了你的感覺”的內心真實,但這不過是人質們的自戀(我愛我愛的),自戀决定了我們的選擇傾向和選擇過程。看似他們看到的自以為對方有的感覺,過度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感受,很自然,會忘記自己的立場,和自身的處境。實際看到的是自己的感覺和處境,促使忘記自己的,實際是對融合的深深渴望,以至於過於自戀把對方當成自己去感同身受。將他人和自己合二為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不分彼此。

“斯德哥爾摩”這場群體間的奇怪現象,足以說明,無意識的流動如何傳遞,並深刻影響著個人。這些現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那些關乎自身的故事裏,比比皆是,從社會到家庭。在其中我們選擇認同的和接受的,構建成現在的自己。所以日常生活,早已滲透“斯德哥爾摩”的痕迹。單個認同尚且不能麻痹神經,多個認同的合集往往令人反應不及。

資料標籤: 斯德哥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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