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劉錶是個上天的寵兒。他官高爵顯，坐鎮荊州這一戰畧要地，手下能臣眾多，如果善於經營，不說稱霸天下，至少也該成為一路強勢的諸侯。可是劉錶進不能平定天下，匡扶漢室，退不能守土自保，割地稱王，反而庸庸碌碌，首鼠兩端，將大好局勢拱手相送。囙此羅貫中借青梅煮酒論英雄時曹操之口，以“虛名無實，非英雄也”八個字將劉錶蓋棺定論，從此劉錶“坐談客耳”的標籤便深深的烙在了後人的心裡。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東漢末年那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的社會環境裏，劉錶統治荊州十九年，將荊州治理成亂世中的一塊綠洲，不但使荊州成為人民避難的樂土，還促進了荊州地區經濟和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可以說劉錶治下的荊州文化繁榮程度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比，諸葛亮、龐統、徐庶、司馬徽、龐德公等等傑出人才都選擇在荊州這塊樂土避亂，並與劉錶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劉錶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他頂著“八駿”的光環，創造了一塊桃花源般的淨土，後世對他的評估卻那麼低？讓我們一起走進劉錶的世界，瞭解一下這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的衝突人物。
一
劉錶字景昇，山陽高平人，漢魯恭王之後，皇族宗室。他這個宗室不比劉備那個所謂的“皇叔”，他可是正宗的帝室後裔，可謂根正苗紅。他少年成名，與張隱、薛鬱、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八人為友，時人謂之“八顧”；又與張儉、岑晊、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人齊名，號為“八駿”。
劉錶年輕時，正遇到桓、靈這兩個昏庸的皇帝當政，他們重用宦官，“國命委於閹寺”，引起天下士人的反抗。劉錶也加入了反抗的隊伍，並成為反宦鬥爭的一面旗幟。雖然士人的反抗被鎮壓下去，劉錶也被列信政府黑名單而流亡，直到黨錮之禍的影響消失後，才得以出仕。初平元年，荊州刺史王睿為孫堅所殺，董卓上書派劉錶繼任。當時的荊州哀鴻遍野，各路小軍閥與當地宗室大戶勾結，稱王稱霸，而劉錶要人沒人，要兵沒兵，他是隻身帶著一紙任命書前往荊州赴任的。要想有效的控制荊州並進行治理，劉錶面前的困難不少。
東漢時期正是中國士族門閥制度的形成期，當時各個州郡都有很多世代為官的世家大族。他們相互勾結，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集團勢力，在各自的州郡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地方勢力，是政治上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大多數世家門閥仍將自己的宗族利益與王朝相掛鉤，這就給劉錶利用他們提供了可能。
（劉錶平荊州）漢朝的州牧、刺史或者太守本人是由朝庭任命，但他的幕僚大多數是由自己出面征辟的。為了穩固自己在地方上的統治，征辟的幕僚往往都是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這是東漢的政治傳統，也是地方穩定的關鍵。劉錶正是利用這種辦法，實現了權力的平衡過渡。
《三國志-劉錶傳》記載：“錶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
蒯家與蔡家正是當時荊州兩個豪門世家，正是在他們的配合下，由蒯家出面，將荊州地面上勢力最大的五十五個宗賊首領誘至荊州議事，在席間將這五十五人擒住殺掉，將這些人的部曲收編到劉錶帳下。之後蒯越又通過遊說，使另外兩個實力很大的宗族集團張虎和陳先也歸順了劉錶，荊州從此納入了劉錶的治下。
（劉錶與蔡瑁）劉錶與荊州大族之間，是一種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關係。劉錶需要大族們的幫助才能奠定他統治荊州的基礎，而大族也需要一比特代表中央政府的名士來作為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穩定地方局勢，這是雙方互惠的一種合作。劉錶與荊州世家大族在這之後恩威並用，不斷招撫或者鎮壓了其他一些地方勢力，使得荊州很快出現了“萬裏肅清，大小鹹悅誠服”的安定局面。
二
荊州沃野千里，但是從全國範圍內來看，本土的宗族世家無論是名聲還是能力，都算不上頂尖。所以能保持住荊州一境的和平與穩定，是最符合當時世家大族的利益的。這些世家大族深知軍事非己所長，在風雲際會的動盪年代，只有採取戰畧守勢，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而劉錶作為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為了獲得他們的支持，在戰畧方針上必然要與這些世家大族取得一致。囙此劉錶的統治穩定後，他將和平與建設作為治理荊州的急務，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劉錶在荊州“勸穡務農，以田以漁，當世知名，輻輳而至”。他推行儒家德政，弘揚儒家傳統文化，恢復儒家禮樂傳統，“武將文吏，教令溫雅，禮接優隆”，並開官立學，博求儒士，很快使得荊州成為了東漢末年的學術中心。
劉錶在荊州建立的學校規模很大，而且實行“有教無類”的教育方針，無論是官吏子弟還是平民子弟，都可以進入不同的學校進行學習。劉錶親自撰寫了經學講義《五經章句後定》，將原來五經中一些不切實際的浮華之辭删减，使得學生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習到五經的覈心內容。他徵集了三百餘比特博學鴻儒，研究經、易之學，創建了東漢末年一個重要的經學流派——荊州學派。荊州學派是一個以研究古文經學為主、反對繁瑣虛偽、追求簡約自然的學術團體，通過“通訓詁、舉大義”來闡發微言大義，反對繁瑣的章句訓詁，並將法家的尚功能、重法術的精神融入其中。這個學派薈萃了宋衷、王粲、司馬德操、龐德公等大儒，他們深感“末學遠離本質”之害，對漢末經學進行挽救，並通過激烈的辯論來研討“求理”的方法。這種談論是後來魏晉清談的開端，而荊州學派也是魏晋玄學的啟蒙。
荊州學派最大的作用是提出治國之法，當從名教之治向名法之治的轉變。他們不重修德行、治儒術而崇尚事功，講求經世致用，活躍在三國舞臺的許多名臣如諸葛亮、龐統、李嚴、陳震、廖立、霍俊等人，都受到了荊州學派的思想影響。
三
劉錶沒有曹操的雄才大略，也沒有劉備的百折不撓精神，他只是個深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影響的人物。而這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荊州）荊州雖然地盤很大，但是處於諸侯爭霸的舞臺中心，是一塊用武之力和兵家必爭這地，而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如果憑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地緣優勢去開疆拓土，是十分便利的。但如果只想著單純防禦，沒有進取精神，是很難守得住的。
劉錶用儒家仁政治理荊州，在“人民死喪，百遺二三”的亂世，保證了荊州的安寧和富庶，將荊州建設成亂世中的樂土，這是他的功績。可是他一味以中庸之道治理，不思進取，想固守自保，是很難實現的。
其實歷史給過劉錶機遇，只是他沒有抓住。早在初平二年四月，孫堅征伐荊州，被劉錶手下黃祖射死之時，劉錶如果能利用孫氏主帥新亡、群龍無首的大好時機進行戰畧反攻，是非常有可能奪取江東的。當時蒯良建議過：“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可是劉錶只想著自保，拒絕了這個正確的戰畧方針，白白失去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建安十二年，曹操大舉征烏桓時，也是劉錶進取中原的大好時機。當時在劉錶手下為客的劉備也建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荊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可是劉錶不敢冒險，以“吾坐據荊州足矣，豈可別圖”為由，又一次失去了一個天賜良機。
（治學圖）荊州人才眾多，可是劉錶喜歡的是一些能誇誇其談的座談客，而對真正的人才卻並不重用。他重用的是有著强大地方實力的世家大族，是自己的姻親和妻黨。很多在後來三國舞臺上大放光芒的賢才當時都在荊州避亂，不說諸葛亮、龐統這樣的大才，就是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這樣的賢人，如果能為劉錶所用，也可以建功立業。但是劉錶重用的都是蒯家和蔡家這樣的世家子弟，特別是蔡瑁這樣的庸才。蔡瑁除了會清除异已之外，就是建議劉錶殺掉兵敗來投的劉備，根本沒有任何戰畧眼光。在劉錶死後，為了蔡家的利益，蔡瑁又第一個站出來立劉錶的幼子劉琮為主，並迫不及待的投降曹操，使得劉錶苦心經營二十年的荊州易主。劉錶用人方面之短，决定了他必然沒有什麼大的作為。
劉錶自己在立嗣問題上也是猶豫不決，更加造成了內部衝突和分裂。他在劉琦與劉琮兩個兒子的繼承權上搖擺不定，使得蔡瑁為代表的宗族勢力能干預立嗣，並使劉琦和劉琮兄弟成為水火不容的對頭，也為蔡氏家族干預內政提供了條件。這種做法的直接危害就是在強敵來臨之時，內部不統一不團結，無法形成合力，結果讓曹操幾乎不廢一兵一卒，輕易的拿下荊州。
四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劉錶終於意識到曹操對荊州的威脅，也認清了他平常信任的蔡瑁、蒯良這些人並不能保全荊州，為了避免荊州落入曹操之手，劉錶兩次托孤與劉備，這裡面反映出來的是劉錶的什麼目的呢？
劉錶手下有兩派陣營，一派是以蔡瑁、蒯越為首的親曹派，另一派是以文聘等人為首，包括客居荊州的劉備在內的反曹派。劉錶本人雖然並不希望與曹操發生衝突，但他也不希望曹操佔領自己的地盤，所以劉錶本人也可以算是一個反曹派。
自從建安五年，劉備投奔劉錶之後，他的地位一直很敏感。雖然劉錶待之以賓禮，將新野撥給劉備駐紮，但看到劉備的勢力越來越大時，劉錶也是比較擔憂的。表面上劉錶雖然保持與劉備的和平相處，實際上是“陰禦之”，禮待之中又有防備。在劉錶的兩個兒子繼承權問題上，由於劉琦與劉備一樣是反曹派，所以劉備是站在劉琦一邊的。諸葛亮甚至建議劉琦借鑒申生與重耳的故事，遠離劉錶，擁兵保全自己。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早在隆中對時，諸葛亮就把荊州當作將來劉備的根據地，所以從劉備集團來看，並不希望劉錶家族永遠治理荊州。要想把荊州奪過來，就要在劉錶集團內部製造衝突，所以說劉錶在立嗣問題上的首鼠兩端，正好給了劉備後來奪荊州一個機會。
只是大敵當前，病重的劉錶無暇想得太多。面對曹操的重兵壓境，他所想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不讓荊州落到曹操手上。他知道兩個兒子都不是曹操的對手，所以將荊州託付給劉備，讓劉備輔佐兒子，而不是將荊州送給劉備。他想借劉備的幫助，形成抗曹的統一戰線。可以說，劉錶還是有點戰畧眼光的。
劉錶沒想到的是，他死之後，親曹派居然寧可將荊州送與曹操，也不願意與劉備聯合。親曹派的理由是如果聯合劉備抗曹，失敗荊州就完了；就算勝利了，荊州也是劉備的，而不再是劉錶家的。劉琮正是在親曹派的這種理論下，選擇了投降，讓劉錶的安排付諸東流。五
劉錶是一個複雜的悲劇性人物，他是依靠豪門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割據政權，雖然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但他並不參加群雄逐鹿，而是一心想割據自保；他統治荊州二十年，積極發展生產，推廣文化教育，很難用簡單的“好”或者“壞”來評估這個衝突人物。
雖然劉錶是個失敗者，但他一生並不是沒有功績。他在亂世之中，據守江漢，將對朝廷不利的勢力都用招誘或者剷除的管道，使得荊州“萬裏肅清，鹹悅服之”，形成了“南接五嶺，北據漢川”的一大片服從中央政府的廣大區域。
劉錶通過與當地豪門聯合的辦法，穩定了自己的統治之後，他“起立學校，博求儒術”，使得荊州形成了一個能與東漢末年鄭玄的經學派別交相輝映的荊州學派，使得兩漢以來的今檔案經學壟斷局面被打破，培養了一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
（蔡瑁率領的荊州軍隊）荊州在劉錶的治理下，“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實”，成為東漢末年少有的桃花源，應該說，劉錶的治理之術還是非常有效的。
可是劉錶並不擅長軍事。他好謀無决，胸無大志，正是漢末典型的儒生的寫照。他精通儒家經典，重視文化教育，也能注意到民生疾苦，在和平環境下，不失為一個治國之才。可是在亂世之中，最需要的是一個能安邦定國的英雄，而這恰恰是劉錶的短處。
人與人是有差別的，不可能每個人都應該具備爭霸天下的雄心或者才幹。沒有逐鹿中原的鬥志並不是罪過，劉錶最可貴的是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實力，所以才不像袁氏兄弟那樣窮兵黷武，而是努力保住自己現有的成果，也不失為一種穩妥的辦法。
但是劉錶在執行自己觀望戰術的時候過於死板，不懂得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戰畧方針，顯得書生氣過濃了。在機會面前，他沒有把握住，也不想去把握，這使得他的“坐保”之夢必然無法實現。所以他空有十幾萬大軍和荊州這塊軍事重力，卻沒有像曹操或者劉備那樣成為霸主。有人評估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在治世的條件下，也許劉錶能與曹操比一比；但在亂世之中，劉錶這個“治世能才，亂世庸才”的失敗是不可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