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出身的畫家，擅工筆山水畫。刻畫謹嚴。形象生動。畫法工致，沒色豔麗。但無匠、俗之弊。以細筆育綠山水最為出色，被譽為“趙伯駒後身”。點景尤為別致.常常將人物故事經紫在優美的山水畫懷抱中如《文姬歸漢閣》、《桃源汕境圖》等。人物鞍馬、屋字樓臺、舟輿車轎都描繪得曲盡其妙。
明代末期，宏官專權，朋黨傾軋，在惡濁的政治環境之中，社會風氣也口趨直下，正是到了這時，宗派惡習愈演、有些土大：天文人仗持財力和權勢，揚抑個人好惡，“托方改制”，為我所用。造成山水畫領域頹風彌漫，强化了消極的清規戒律。禁銅了畫家自由活潑的思想。在這部分畫家中，以董其昌的聲勢最顯，學術影響最為廣泛，地位最顯赫。他在繪畫上究心於仿古，遠師董、巨、米，近師黃子久、高克恭，講求筆墨韻味，推許自己的作品“古·雅秀潤，在文微明之上”。在美術思想上，他鼓吹“南北分宗”的宗派唯心主義理論，還牽強附會地用佛家禪宗南北派來影響山水畫，影響極其深遠。他的分宗理論，明顯帶有祟“南”貶“北”，抬高董、巨、元四家、吳派，打擊南宋四家、明代浙派的動機，抬高文入畫的地位，貶低院體畫及“行家畫”，其目的是抬高個人，打擊异己。他鼓吹“落筆之際各有師承”、“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等論調，使空虛貧乏的形式和門戶之見的噁心風日趨益下，泊乎近世。
清王朝在其268年的歷史中，不僅其封建危機加劇，而且社會矛盾也錯綜複雜，其繪畫領域的狀況也不容樂觀，既有陳腐落後消極保守的一面，也有孽生興旺力求革新的一面，發展極不平衡。清初統治者，山水畫在文化之本領域採取種種壓迫和欺騙政策。晚明董其呂的師古主義，頗能迎合清王朝束縛、麻痹漢族知識份子的政治需要師古主義。繼承董氏思想體系的“四王”（王時敏、王鑒、玉暈、王原相）一派，脫離現實，醉心於前人筆墨技巧路線，取得了當道者的支持而被奉為“正統”。他們的畫派首先被清廷貴族利用另：得到了發展。
“四王”主要師法董、巨與元四家，致力於黃公望。他們在清代畫壇影響極大，被標榜為“南宗嫡支”、“領袖藝林”，朝野上下，一時非“婁東”、“虞山”即為外道，畫家多被一家一派所固。因襲模仿，在“正派”、“嫡傳”的狹小天地中騁心力，情感受制於既定形式，以至嚴重束縛了畫家創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