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具上的款識，早在新石器時代，無論陝西出土的仰紹文化類型的陶器還是浙江良渚文化類型的陶器，以及青海、甘肅出土的陶器上，都有發現。當時尚無文字，但多數都刻有符號，是為我國陶瓷款識的濫觴。
商周以後，逐漸出現了幾種類型的款識，一是編號或記號；二是“左司空”、“大水”、“北司”等官署名；三是“安陸市亭”、“櫟市”等作坊名；四是陶工名，“夥”、“成”、“蒼”等：五是地名，如“藍田”、“宜陽”等；六是器物所有主的名字，如“北園呂氏缶”等；七是器物放置地名，如“宮廄”、“大廄”等；八是吉祥語，如“千秋萬歲”、“萬歲不敗”、“金玉滿堂”等；九是“大明成化年造”等國號；十是廣告（招子）類，上面甚至有如“元和十四年（819）四月一日造此罌價值壹千文”17字。唐代瓷上還有阿拉伯文“真主最偉大”和一批梵文瓷器。至於印有“福”、“壽”的民間窑產品，和“內府”、“官”、“禦”的禦窑標記，作坊名、姓氏，訂制者的堂、齋名等，距今年代越近款識也越多樣化。宋代以後，紫砂陶茶具興直，像供（龔）春，一開始就署了名款，用紀年和國號款的極為少見，吉祥用語只作為壺飾銘刻，這和瓷器具有明顯的不同。但作為鑒別，瓷器和陶器雖都有相同的地方，在用釉書寫以後，瓷器的款識又遠比陶器要複雜。
一般來說，可從書法字體、字數、位置、款式、結構、內容以及款的外線框（又分雙圈、單圈、無圈、雙邊正方框等）加以辨識。字的排列方式有六字兩行、三行款，四字兩行及四字環形款等。民窑一般是無年款的，康熙朝字體楷、行、篆並用，釉色也多。乾隆時多數不加圈框，特點是堂名特多。嘉慶時出現圖章式篆書款；咸豐時篆書减少，民窑篆書章盛行；同治時以青花、紅彩或金彩楷書為多，民窑大多用印章式紅彩篆書款；光緒以後多不加圈框了。
例如，《世界陶瓷全集·宋代》一書中收有一兔毫盞之照片，外壁下有“大宋顯德年制”六字。顯德為五代時後周最後一個年號。趙匡胤在顯德七年正月禪周建立宋王朝，當年改年號為建隆，當然不會再用前朝年號，更不會“大宋”與“顯德”並用。古人對此國號絲毫不馬虎。再對比書寫部位、字體、風格，證明這是一件拙劣的贗品。再如明代永樂款字渾厚圓潤，結構嚴謹，紀年款均為“永樂年制”四字篆書。凡四字楷書或六字篆書款識者多是仿製。仿永樂的瓷具自明代嘉靖、萬曆就有了，一直仿至現在，但那書體再無真永樂時的圓潤柔和。又如，宣德年的“德”字，心上無一橫，有者皆偽。正德年即仿宣德瓷款，但只要對比器型、胎釉等，便易區分。再如“大明正德年制”的明字其“日”與“月”上面是平行的，在德字的“心”上也無一橫，“年”字上面一橫最短，可以比較。康熙時的茶具的仿製品也很多，珐琅器上凡書六個字的均系贗品。
對仿古做假的瓷器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鑒別：（一）看造型，看器物的口、腹、底足、流、柄、系，是否符合其時代特徵，看整體造型風格，是粗矮、高瘦、飽滿、修長等等，各朝各代也都有特徵，可據其特徵加以辨識。（二）看胎釉：從底足上的或口邊露胎的縮釉處，可看出胎質特色。福建胎呈黑紫，吉州的就呈米黃或黑中泛青。同是明代，早期的釉色白膩，釉面肥潤，隱現桔皮凹凸和大小不等的釉泡，明末的就薄而亮。（三）看工藝：從成型、裝燒、燒成氣氛和燃料的不同，都會在器物表面上留下不同特徵。同是宋代，定窑燒成器物口沿無釉，而汝窑採用支釘燒成，通體滿釉，只在底部留下芝麻狀支釘痕。（四）看紋飾：元代青花佈局繁密多達七八層：到明初，則趨於疏朗。同樣是最普遍的龍形，不但有三爪、四爪、五爪之分，龍的神氣也各不一樣。（五）看彩料：同是青花，明初用的是“蘇泥麻”青料，有黑疵斑點，是宣德青花的主要特徵，明中期以後改江西產的“陂塘青”，以淡雅為特徵。表現的內容也從豪放變為恬靜。
以上僅僅是鑒別的一種最普通的常識。當然不能僅僅憑款來斷真偽，一定要結合實物從多方面加以辨別，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例如，在紋飾上，做假仿製者最缺乏用筆的自然流暢、揮灑自如的美感。古瓷釉色是靜穆的，仿製品則有浮光（又稱燥光、賊光）。仿製者雖想方設法要去掉浮光，他們採用酸浸、皮革打磨、茶水和堿同煮等方法，但總不能達到古瓷釉色那樣的自然。我們還可以把彩瓷迎光斜視，彩的周圍有一層淡淡的紅色光澤（俗稱“蛤蜊光”）者是百年以上器物。再就是掂在手上感覺，其重量是沉厚還是輕浮（俗稱“手頭”）等等，作為鑒別條件。
鑒別瓷器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不過凡事在普遍性中還有特殊性，前人也沒有想到後人要如此來對待他們眼中的一件普通器物。例如，用進口釉色時，誰能保證不同時用國產的呢？囙此下定論之前，還是應該很謹慎的。
當手持一把紫砂壺時，我們首先的概念認為它是茶具；然而我們手持一件瓷茶壺、茶碗、茶杯、託盤、茶葉罐的時候，我們頭腦裏總會先考慮它是哪個時期的哪類瓷。所以，紫砂壺的專用特徵遠比瓷壺、瓷碗來得强，歷史上對瓷茶具也沒有什麼專門的要求。就像唐代法門寺出土的瓷注，可以盛酒，也可以盛水沖淡茶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