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個人經歷
寄語：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女强人”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比特備受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責備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强烈的“自我表現主義”。
沒有眼淚的童年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翡冷翠一個彌漫著反抗情緒的家庭裏，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親是一比特木匠，也是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正義與自由”的成員。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
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法拉奇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阿兵哥領到安全地帶。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養孩子勇敢堅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軍轟炸翡冷翠時，法拉奇隨父母躲在教堂裏，轟炸開始後，14歲的她嚇得哭了起來，這時父親走過來，照她臉上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還緊盯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訓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從此，法拉奇與眼淚徹底絕緣。
厭惡法西斯
法拉奇的父親熱愛政治，他同時也是義大利積極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對抗墨索里尼的專政，也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不過這些“代價”之後都在法拉奇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中被作為使用頻率頗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閃現出英雄般的光彩。
也很多次被作為餌鉤將採訪的政治人物引入戰爭或自由一類的話題。更重要的是父親這種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響了法拉奇在很多範疇中對政治領域的明顯偏好，使得“戰爭”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為了和“文學”一樣重要的關鍵字。
在童年時代的翡冷翠，她參與了父親領導的抵抗法西斯地下運動。用瘦弱的手指學習使用手榴彈給她留下了終身的印記。“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
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脫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囙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初露頭角
1945年，二戰剛剛結束，16歲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進入《意大利中部晨報》的新聞編輯室，作警事和醫院報導員。在《意大利中部晨報》5年，從進入該報的的第一篇關於舞場的報導開始，她的文學天性便嶄露出了頭角[renwugushi.com]。
經過5年的磨煉，她初露頭角的文學天賦受到義大利的全國性雜誌《歐洲人》注意，《歐洲人》為法拉奇後來的輝煌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從此，她的訪談對象不再是小鎮上的警官或醫院中的工作人員，而是國際知名人士。在荷里活，她採訪了當紅影星瑪麗蓮·夢露、格裡高利·派克、希區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辛·康納利。
她採訪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尼爾德·衣阿蒂時，不同意後者稱“二戰中共產黨是最重要、而且幾乎是惟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傷亡最多”的說法，並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與之激烈爭論；此時的法拉奇已不僅僅限於一般意義上异於傳統工作的表達主觀意見了，而是一種對話式的爭論。
在與休·海弗納的會晤中，她嘲諷地說他死後會進天堂，“呆在聖徒和烈士們中間，與那些俏妞們在一起，討論天使的性別”；她還用激將法促使希區柯克對自己多年來一直拍攝恐怖電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釋：“我和耶穌會會士一起學習了三年。
他們的一切都嚇得我要死，現在我要嚇唬其他人，聊以報復”。可以說，這是她個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後來征服一系列風雲人物的秘訣。並在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風雲人物之外的這個“神話人物”的誕生。
新聞界的風雲人物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進世界新聞舞臺的中心，在各種重大採訪活動中亮相。通過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調查性報導、對美國空間工業的深入觀察以及對科學家和登月太空人的採訪，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藝員地位。隨後她主動請纓去戰火中的越南，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戰地記者的冒險生涯，贏得了人們對她勇敢無畏精神的欽佩。
奧莉婭娜·法拉奇01965年法拉奇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調查性報導及後來寫成的《假如太陽隕落》一書。在這些有關月球的報導中，法拉奇表達個性的最突出的管道，是把文章的主題納入個人思想的體系中去，對航太科技、政治、宗教、死亡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保證讀者自始至終都以巨大的熱情關注著作者的思想與踪影。
”例如，當她進入阿波羅號太空梭、親身體驗身處密封艙的生理感受時，她想起了二戰期間作為抵抗組織成員的父親遭監禁時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臨時搭建的床，同時闡釋了人類面對孤獨與恐懼時的不同態度；當太空人斯雷頓提到二戰中他曾在義大利上空作戰、並參加過對翡冷翠鐵路的轟炸時，法拉奇再次把個人回憶插入到敘述中去，講述自己在一次空襲中經歷的恐怖，並引發了對航太科技的道德評判；她還在報導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對空間探索的觀點、她與太空人在海灘散步時的交談、她站在巨大的荧幕前觀看阿姆斯壯繞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英雄女記者
在這裡，“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作對比，其目的是通過描寫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自己的影子在書中無所不在，為了自我表現她不斷地改變和歪曲著真實的客觀世界，使這個世界經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幫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届奧運會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舉行，此舉招來的是大規模的學生反政府運動。法拉奇在報導中讓事實說話，但通過自己傳神的報導依然牢牢佔據著戲劇舞臺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動中，法拉奇身受重傷，被阿兵哥拖著頭髮拽下樓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
她在《奧莉婭娜·法拉奇報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傷》中講述了她的歷險經歷：“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我聽到人們在呼喊……我左邊那個人受了傷……一顆子彈打穿了水管，水向我們噴射過來，我們……浸泡在被血染紅的水裏。”法拉奇的文字具有類似歷險小說的特徵，率直有力，引人入勝。附帶的照片有力地補充和說明了她的個人形象。法拉奇通過文字鞏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對專制主義，一比特追求自由與公正的女記者挺起了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