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晚年生活
寄語:她的去世在義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響。義大利共和國總統納波裏塔諾致信其家屬,對義大利失去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記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總統錢皮稱頌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戰鬥和榜樣的一生”。
叛逆晚年
法拉奇於1957年發表了她的第一部敘事文學作品《好萊塢的七宗罪》。其後又陸續出版了《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等多部自傳體或紀實性小說。她在文學創作中幾乎從未把文學與新聞分離,始終堅持反映衝突交織的社會現實,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體味。
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女强人”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比特備受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責備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强烈的“自我表現主義”。義大利安莎社報導說,意文學評論界“至今不肯發給她作家執照。
隱退的生活被打破
1971年法拉奇就被診斷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著時尚,對皮具、珠寶和寬邊帽子很有鑒賞能力,在曼哈頓過著退隱生活。“在這樣一個與她盛年時極為相似的時代裏,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說,由於她對自身道德立場的勇氣無人可替代,我們試圖將她一筆抹殺,以證實自己的合理性。”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裏,法拉奇住在紐約,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種隔絕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她自己打破。“9·11”事件後不久,法拉奇在義大利的《晚郵報》上發表文章,措詞强烈地攻擊伊斯蘭教。這篇文章後來擴展成書,題為《憤怒與驕傲》。
在書中,法拉奇以往對權力的憤怒似乎掉轉了方向,她使用了許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稱伊斯蘭文明是“一種野蠻落後的文化”。她的一些說法令西方媒體也感到失之偏頗:“你讓我比較這兩種文化?說實話,談論兩種文化、拿二者相提並論這種做法就讓我惱火。
讓我們實話實說,我們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猶太會堂更漂亮……聖戰會摧毀這個世界,而這是一個我們或好或壞總是在想方設法去建設,去改變,去改進,去賦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說更少偏執,甚至完全沒有偏執的世界。
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毀滅。”她反對義大利接受移民,“我們沒有空間來容納那些穆安津、伊斯蘭寺院的尖塔、虛偽的絕對戒酒主義者,沒有空間來容納他們該死的中世紀、該死的長袍”。儘管文章和書受到眾多責備,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連又出了兩本書——《理智的力量》和《現代啟示錄》。
孤老逝去
這三本書令法拉奇受到整個義大利知識界的孤立。義大利另一比特著名左派學者翁貝托·埃科在《共和國報》上撰文,不點名地責備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義,呼籲社會寬容。
在《紐約客》記者塔爾博特看來,那個叛逆的法拉奇已經不見踪迹,而是變成了一個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的“小資產階級”。她還放弃了年輕時喜歡的褲裝,穿起了裙子。
也許法拉奇的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閃耀,她有極大的勇氣,敢於對任何人說出任何她想說的話。這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嚴酷環境中培養出來的近似原始的生氣,需要合適的環境的襯托才會成為美德。
2006年9月15日,她死了,死於乳腺癌。在接受完手術之後,她堅持要看一眼手術中摘除的腫瘤,大夫說,從來沒有人要求看自己佈滿了癌細胞的血肉,她說“它是我的肌體,我想看一眼”於是他們把它拿進來,它是一塊又長又白的東西,她開始對它說話“你這個可惡的王八蛋”她恨它。她接著羞辱它“你不敢再回來了。你在我身體裏留下孩子了嗎?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你贏不了的!”
那些醫生看著這個場面,喃喃地說“哦,上帝……”法拉奇的遺體被安葬在翡冷翠的一個公墓。依照她生前願望,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出席了葬禮。沒有任何追悼儀式。也不允許拍攝任何照片和錄影。下葬的一刻,她母親去經常祈禱的教堂為她這個無神論者敲響了鐘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