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
寄語：王陽明的文學創作很受一些文人學者青睞，王陽明寫文章講究立心、思誠，注重真性真情的抒發，他的文學作品中充分表現了他對“道”的追求。他曾說：“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他強調，只要以專注和至誠之用心看待創作，不斷精進，一切的形式、技巧才都會隨之而來。我們可以延伸開來說，一個人，只有保持專注和用心才能有創造性的工作成果，才能不斷精進，有事業的大成，才絕不會平庸。今天分享給讀者的是”王陽明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歡迎閱讀！
王陽明是一比特有國際聲望的哲學家。這樣的哲學家，世界上也為數不多。陽明學、朱子學不僅是中國的學說，而是早已成為國際性的了。今天我只就王陽明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談三點意見。
第一，我們從宋明理學來看王陽明的學術地位。中國和西方的哲學發展到後來，都可以歸結到“哲學的三項”。黑格爾說哲學的三項是邏輯理念、自然界和精神，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構成的。這個概括，對於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來說都是適當的，不管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總是要涉及到這樣哲學的三項。這三項在宋明理學裡面，就是氣、理和心。囙此有的哲學家講氣一元論，如張載；有的哲學家講理一元論，如程朱；有的哲學家講心一元論，那就是陸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章學誠說：“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無之同异也。”程朱和陸王有同也有异，這是千古不可無的。章學誠的話相當有道理。
理學中張載、程朱和陸王，他們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展開了反復的爭論。而到了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大思想家來回顧理學進行批判總結的時候，他們仍然是各有所偏的。王夫之是繼承張載的，顧炎武講考證的方法是更多地來自朱熹，而黃宗羲則非常推崇王陽明。儘管他們都是對整個宋明理學作總結，對理學各派都有所批判，但仍然是各有所偏。這就說明，理學各派之間的分歧，確實是千古不可無之同异，千古難以合之同异。囙此，對朱子學陽明學這樣的學派，會永遠討論下去。
第二，既然王陽明在宋明理學中有重要地位，那麼，他的獨特的貢獻到底在哪裡？對此我提一點自己的看法。從辯證法的發展來看，張載討論了一和兩的關係，他說：“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這很好地表達了對立統一的原理。這之後，對兩和一、分和合的考察逐步深化。程朱學派尤其是朱熹，特別強調分析。他認為做學問就要“嚴密理會，株分毫析。”陸象山反對他，認為應該先立乎其大者。他責備朱熹支離破碎，說“支離事業終消沉”。但陸象山講綜合有點囫圇吞棗，把分析完全丟了。
王陽明則糾正了陸象山的這一缺點，他還是強調“合一”，認為“心一而已”，“理一而已”，“性一而已”。但是他認為理（或心，或性）有一個發展過程，就如嬰兒發育、樹木發芽成長一般。最初的本原具體而微，要經過若干階段，然後才能發展完成。這樣在講“合”的時候就包含了“分”了。後來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在對宋明理學做總結的時候，他們一般都是強調分析和綜合的結合。特別是王夫之更強調這一點[renwugushi.com]。所以從宋明理學的辯證發展來看，王陽明思想是個很重要的環節。
王陽明在中國哲學史上的貢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致良知說，致良知說我們可以不贊成，但裡面包涵著哲學思辨上很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把理或心看作是一個發展過程，這也就是致良知說所強調的工夫和本體的統一。王陽明自己說，本體即工夫，本體是良知，工夫是致良知。本體在工夫中展開為過程，這在哲學上有什麼意義呢？這即是說本體論與獲得本體的智慧的學說是統一的，與廣義的認識論是統一的。
這一點我認為是王陽明哲學的一個很突出的貢獻。照王陽明說來，本體原是完滿無缺的，它通過致良知工夫展開為一個過程，這樣把人性看作是一個發展過程，把精神看作是一個發展過程，就把中國哲學的思辨水准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陽明這一理論，還產生了兩個方面的推論，有重大影響：一、從人類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來看，王陽明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論斷，即“六經皆史”。“道”在過程中展開，六經都被看成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就大大降低了經學的權威。這一論斷後來為浙東史學所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後人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問題，便要反對經學的獨斷論。對經學的批判，可以說是在王陽明的六經皆史的思想中有了萌芽。
二、從個人的成長發育來說，王陽明的即工夫即本體的思想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於自由人格的培養、教育的理論。人的精神發展有個過程，要經歷許多階段，因而就要“隨才成就”，因才施教，根據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進行培養、教育。特別是對於兒童，王陽明認為不應該有所束縛，應該讓其自由地發展。這樣的見解在當時是很可貴的。
由這樣一種觀點，就可以導致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如李贄提出不以聖人是非為是非的論點，提出對文學藝術具有很大影響的“童心說”等等，都是受王陽明的影響。
第三，王陽明的思想對中國近代也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康、梁和譚嗣同都是講王學的。王學在戊戌變法時期是一種革命的理論。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就是舉的兩面旗幟，其一是王學，另一面則是民權思想。這也與日本明治維新有關。中國人認為若要維新成功，就得學日本，知道陽明學在日本明治維新時起了很好的作用，囙此，許多中國人也講陽明學。但是嚴複當時反對講陽明學，認為陽明學不利於科學的發展。他是從這個角度看到王學有流於空疏的一面，因而責備王學。
不過這之後陽明學一直為很多人所發揮。五四時，吳虞是最推崇李贄的。李大釗、郭沫若等革命者都是推崇陽明學的。梁漱溟等則從維護中國儒學傳統的角度來推崇陽明學，特別是泰州學派。後來熊十力也講自己和陽明學是“同一路向”的。所以，在中國近代，陽明學不僅在社會變革領域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在學者中間也起了重大的影響。不過，後來由於“左”的影響，對整個傳統文化批判過多。對王陽明也給予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左”的影響實際上是類似於經學的東西，只不過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出現的。
王陽明並不盲目崇拜經學的權威，要求人們致良知，發揚自由的思考。我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在今天還是很值得發揚光大的。陽明學派當時培養了一種生動活潑的學風，“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可說是與孔門師友的學風是很相似的。我認為我們今天應該發揚這樣一種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