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的生平介紹
寄語：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達夫出生於浙江省富陽市滿州弄（現更名達夫弄）的知識份子家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郁達夫的父親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郁達夫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讀富陽縣立高等小學。
清宣統二年（1910年），郁達夫與徐志摩、厲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後又到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等校學習。
宣統三年（1911年），郁達夫進入蕙蘭中學讀書；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
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卻因參與學潮被校方開除。
民國二年（1913年），郁達夫隨長兄鬱華（鬱曼陀）赴日本留學。
民國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部，並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民國五年（1916年），改讀法學部政治學科。
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畢業，十一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留學期間，郁達夫閱讀了大量外國小說，尤以俄、德小說居多。
民國十年（1921年），郁達夫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開始小說創作，民國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國內文壇。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三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郁達夫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一說為安慶一中），與當時同為該校教員的陶希聖頗有交往。
民國十二年（1923年），辭職，出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統計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赴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任教，為期亦僅一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後，郁達夫開始主持創造社出版工作，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艺文論著。
民國十七年（1928年），郁達夫加入“太陽社”，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郁達夫在《現代》（2卷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遲桂花》。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郁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創作大量的山水遊記和詩詞。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郁達夫任浙江省政府參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郁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郁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寫了《懷魯迅》一文。十一月，郁達夫訪問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郁達夫在離日歸國途中訪問臺灣，會見楊雲萍、黃得時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戰爭初期，郁達夫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郁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renwugushi.com]。並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主編。在47天內，郁達夫發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8天每天寫一篇）。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郁達夫赴武漢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文宣工作，會上周恩來和郭沫若相繼發表演說，鬱達夫並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戰文藝》編委。期間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
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台兒莊勞軍，巧遇想去台兒莊考察、但未獲準予的美駐華武官史迪威。後經郁達夫協調，李宗仁答應史迪威到台兒莊考察。史迪威後來寫了一篇關於台兒莊戰役的詳細報告，在一份軍事雜誌發表，在美國政府和軍方引起了很大反響，促使美國開始對華援助。這次前線考察讓郁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英雄氣概。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文宣工作，在船上他寫下了《歲朝新語》，堅信“中國决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到達第二天，郁達夫連生活都沒安排好就寫下了《估敵》一文，堅信“最後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决不會動搖”。文章引發了强烈反響。
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期間，他還同時編四五種刊物，發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政論、雜文、艺文雜論等，文宣抗日，海外華僑紛紛捐款捐物支持抗戰，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黨員《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的領導下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任幹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郁達夫便發表了舊體詩《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識風浪的海鷗”。同日發表政論文《估敵》，全文三千餘字，分析日軍動向，剖析敵人虛弱本質，曰“敵國內既無可調之兵，國外亦無存聚之貨”“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郁達夫與關楚璞、姚楠、許雲樵等文人創建新加坡南洋學會。
民國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和“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淪陷後，胡愈之、郁達夫等參加抗戰委員會的28比特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後來日本憲兵得知他精通日語，脅迫他當了7個月的翻譯。其間，他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對中共黨員國外統一戰線負責人夏衍說：“那時郁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比特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由於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郁達夫，並準備對郁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郁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六月，郁達夫流亡至蘇門答臘西部市鎮巴爺公務，化名趙廉，在當地華人協助下開設酒廠謀生。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被日軍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