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覈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於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於一爐。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寄語:陶行知先後創辦曉莊學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學團、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生活教育理論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覈心。

“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覈心。在陶行知看來,教育和生活是同一過程,教育含於生活之中,教育必須和生活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他主張把教育與生活完全熔於一爐。“生活即教育”的覈心內容是“過什麼生活便是受什麼教育”。陶行知認為,人們在社會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過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過壞的生活,便是受壞的教育,過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還指出:“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可見,陶行知所說的“教育”是指終生教育,它以“生活”為前提,不與實際生活相結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學到老,活到老。他堅決反對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

陶行知認為,“生活主義包含萬狀,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屬之”。“生活”不是人們通常狹義的理解,而是“包含廣泛意味的生活實踐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是人類一切實踐活動的總稱。“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質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體講,教育的目的、內容、原則、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過生活來進行;整個的生活要有整個的教育;生活是發展的,教育也應隨時代的前進而不斷發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動地由生活制約,而是對生活有能動的促進作用。生活教育的實質體現了生活與教育的辯證關係。陶行知認為:“在一般的生活裏,找出教育的特殊意義,發揮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時要在特殊的教育裏,找出一般的生活聯系,展開對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響。把教育推廣到生活所包括的領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準的水准。”

“社會即學校”

“社會即學校”來源於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是在對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得出的。陶行知認為,在“學校即社會”的主張下,學校裏的東西太少,不如反過來主張“社會即學校”,教育的資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環境,都可以大大地新增,學生、先生也可以多起來。“社會即學校”是與“生活即教育”緊密相聯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義的不同說明,也是它的邏輯延伸與保證。因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會生活,所以“整個社會的運動,就是教育的範圍,不消談什麼聯絡而它的血脈是自然相通的”。

“社會即學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對脫離生活、脫離人民福斯的“小眾教育”,主張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學校和社會的聯系,創辦人民所需要的學校,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學校放到社會裏去辦,使學校與社會息息相關,使學校成為社會生活所必須。囙此“社會即學校”的真正含義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辦學校[renwugushi.com]。從教育內容說,人民需要什麼生活就辦什麼教育;從教育形式來說,適宜什麼形式的學校就辦什麼形式的學校。“社會即學校”不是學校消亡論,而是學校改造論,改造舊學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教學做合一”

這是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論。“教學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話說,是生活現象之說明,即教育現象之說明,在生活裏,對事說是做,對己之長進說是學,對人之影響說是教,教學做只是一種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個各不相謀的過程。“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他用種田為例,指出種田這件事,要在田裡做的,便須在田裡學,在田裡教。在陶行知看來,“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義是教的方法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方法,“事怎樣做便傅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他特別強調要親自在“做”的活動中獲得知識。

值得指出的是:“教學做合一”的“做”與杜威“從做中學”的“做”是有區別的。首先,陶行知所說的“做”是指“勞力上勞心”,反對勞力與勞心脫節。其次這個“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學做合一既以做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陽明東原的見解顛倒過來,成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認為“有行的勇氣才有知的收穫”。可見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礎上,是以“行”求知,強調“行”是獲得知識的源泉。這些見解在認識論上具有唯物主義因素,因而“教學做合一”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從保重中學”就有了區別。但是陶行知所說的“行”與我們現在所講的實踐還不同,他所說的“行”還只是個人狹隘的瑣碎的活動。

陶行知特別重視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當作改造中國教育、社會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來,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的傳統舊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隨手抓來都是學問,都是本領”,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新增自己的知識,新增自己的力量,新增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當作衡量教育、學校、書本甚至一切的標準。他說:“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做中心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書本是死書本。在死教育、死學校、死書本裏鬼混的人是死人”。

生活教育理論在反傳統的舊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揭露並責備了舊教育存在的問題,同時提山了解决問題的具體辦法,在當時的歷史下,對普及識字教育、掃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適應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學做合一”,要求“教”與“學”同“做”結合起來,同實際的生活活動結合起來,這對教師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師尊重學生,注意教學之外的生活,指導學生在實際的活動中學好本領,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對當時的教學方法的改革有積極作用,對我們現在的教學方式也有啟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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