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敘述親人
寄語:新中國成立後,父親的變化相當大。我們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說他好像判若兩人。儘管這種變化有個過程,但變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我把這種變化過程歸納為三部曲:短期的興奮,長期的猶豫,最後的痛苦。
父親是得到毛澤東口頭請柬,最後下定决心北上,到解放區裏來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為官,文章報國,為《大公報》事業繼續奮鬥。開國大典,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頗為興奮,祈祝祖國的新生。
與此同時,一件件使他難以理解的事發生了,喜慶逐漸變為懊喪。當他還未踏上解放區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報》在自我大批判基礎上,易名為《進步日報》。他甚至不敢想,這是違背承諾。之後重慶《大公報》改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他想都來不及,只顧得上慶倖上海《大公報》沒有更名。
父親說:“不僅是大的政治運動,就是經常性的政治學習,也不會放過對《大公報》的批判,並不斷啟發我進行'自我批評'”。母親對我說:“這些個年月,你爸是經常帶著個鐵青的臉回家。不用問,又挨批了。”
1952年,父親應召進京謁見毛澤東。毛主席訓示上海《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併,仍叫《大公報》,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館建成後遷京出版。毛澤東還風趣地說:“王大公,恭喜你恢復失地了啊。”父親確實受到極大的鼓舞,他鼓起餘勇,力圖重振《大公報》昔日的雄風。不久,他還是明白了,時代不同了,“文人論政”已成為昔日的黃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樣的人了。熱情凉了,人也變老實了。
1957年,父親由於得到毛澤東保護,沒有劃為右派,涉險過關。反右後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仍擔任《大公報》社社長,實際上不必過問《大公報》的具體業務,專心從事“學術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為報人的筆,慘澹的心情,隱隱的痛疼,無以言狀。
不知出於何意,上面决定把《大公報》的歷史寫出來,執筆人“非王芸生不可,”父親仍執意推託。當周恩來第三次為此事找他,並告知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違抗了。他薈集了解放後對《大公報》人和事批判的大成,也達到了批判《大公報》和他自己所上綱的高度,完成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違心之作[renwugushi.com]。
不知是否算變化,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無論是戀愛婚姻、升學、工作都不參與意見,採取大撒手的態度,並以此態度奉勸母親。他對母親說:“他們都有組織,我們不要操心。”他說的還真有道理,因為我們之中好幾個婚姻戀愛對象都要經過政審後由組織準予。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畢業時打算考文史類大學。當他知道後,他很生氣,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太不懂事,最後我還是聽了他的話。兩年後,當我聽說高中同班同學讀文史類的,全部都劃為右派時,我才領悟父親的好意。
父親還有個變化,那就是幫母親幹家務,他知道自己不會燒飯做菜,但他主動承擔“採購”任務。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著鍋去打豆漿買火燒。排隊買菜、購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採購完,總是那麼高興。
記得那時有次我探親回家,父親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籠包子票,可到政協餐廳去吃。我一到家,父母親就催促我去吃,他們說,好容易攢給我的,不要過期了。那日,父親陪我去吃,兩小籠的小包子一上來,父親就催促我吃。我一下子兩籠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對面的父親一口未動。這時我才抬起頭來,雙眼望著父親說:“爸,你怎麼沒吃?”他連忙說:“我有得吃,你吃,你吃。”這樁事已過去近四十年了,如今落筆寫下來,鼻子仍感到酸酸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對父親的衝擊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報》門口掃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體不行了。朦朧中,“風燭殘年”四個字,在我腦海裏飄過。
母親說,父親一生中有兩個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幫”。打倒“四人幫”。他興奮極了,徹夜難眠,好像又煥發了青春。無論怎樣相勸,他還是參加了慶祝遊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憂國憂民愛國愛民赤子之情,始終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