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繼承了罪己詔這一制度，宋代皇帝將罪己詔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下麵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罪己詔”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灾、政權處於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的過失發佈的一種口諭或者文書。
歷史上第一份罪己詔始於西元前89年西漢武帝，漢武帝意識到自己一生執行王霸道相柔和的治國理念，到了晚年才發覺對國家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囙此才發佈罪己詔改變國策，為文景之治打下了關鍵性的基礎，這是罪己詔的開端。
宋代皇帝繼承罪己詔這一制度，這時的罪己詔主要體現在自然灾害、星象异常和人為灾害等。
宋代禮法制度較之前代增强，宋代皇帝把罪己詔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可以起到安撫民心和穩定社稷的作用。宋代罪己文書的頒佈與少數民族頻繁入侵中原有很大的關係，皇帝會通過减少娛樂活動和進行官員的調動來體現罪己詔。
四種罪己詔種類和表現罪己的活動
古代因為科技落後沒有對自然灾害或者是對星象的全面認識，所以一旦發生什麼和以往不同的事情，在君權神授的觀念下古代人民就會認為這是自己做錯了事情，是“天”在對人發出警告。
那麼既然天已經發出警告了作為人類就要改正，以免遭受更大的災禍，所以往往在得到警告後，有作為的皇帝都會重視起來，躬親自行，與民休息。
1.四種罪己詔種類
自然灾害類：據史料記載宋代自然灾害共計1928次，在古代物質條件生產低，每次發生自然灾害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洪範》一書提到：“僭，恒暘若”，即皇帝驕橫天降大旱，因為旱灾頒佈罪己詔的皇帝有：宋高宗、宋孝宗、宋理宗和宋寧宗。其中高宗頒佈得最多。
“狂，恒雨若”，即皇帝放縱任性會帶來大雨灾害。宋英宗面對豪雨給人民財產造成的破壞，對自己進行了反思——是否賦稅繁重？是否冤獄眾多？是否自身驕奢？
自我反思也是罪己的一種形式。
“蒙，恒風若”，即君主蒙昧無知會產生狂風的結果。南宋仁宗和理宗因為大風頒佈了罪己詔。
有官員因為狂風肆虐而喪失了性命，當官的都如此別說住茅屋的百姓了。大風在沿海地帶尤為嚴重，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面對自然灾害皇帝更是如臨深淵，一方面躬親自行，一方面賑濟百姓。
天象异常類：天象灾害包括日食、月食、彗星和恒星的運動等，在中國古代星象的變化用來昭示凶吉，星象异常，必有大凶。
日食發生，宋徽宗認為日為陽，月為陰，陽為人君像也，為陰所食，不可不戒。大臣也上奏表示：皇帝日漸驕奢，冤獄橫行，外有寇賊，是星象异常的表現。
彗星當空，彗星有長長的尾巴，俗稱掃把星，古代人認為彗星與戰爭和海內大變有緊密的聯系。所當彗星當空之後引起的國內自然灾害，皇帝尤為重視。
天人感應的政治背景下皇帝對彗星當空尤為恐懼，囙此會下罪己詔以改善政局。
人為灾害類：宋代從五代十國的割據政權中建立，深深體會到戰爭對國家的損耗，在宋代建國之初就實行“抑武揚文”的政治理念，但是宋朝建國之後海內並不安穩，外部有遼、契丹、西夏等少數民族入侵，內部有兵變和政變。
面對頻繁的對外戰爭還是要依靠軍隊來維持國家的安穩，在大規模徵兵之後，皇帝會下詔安撫陣亡阿兵哥的家屬。宋高宗就曾因為戰爭對江淮百姓下發德音，以慰問戰死沙場的阿兵哥家屬，同時在對外戰爭也多以求和為最終目的。
在契丹入侵中原時，劉苗發動兵變，逼迫宋高宗寫禪讓詔書，高宗雖是被逼迫寫的詔書，但依然在詔書中透露自責之情，認為兵變是自己造成的。
另外還有民變，因為賦稅徭役或者是天災人禍逼迫百姓發生民變。太宗時期，川民因為地方官的苛政發生民變。太宗即表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灾异混合型：1065年天降大雨使得萬千軍民喪失生命，1066年出現彗星當空事件。單單是一種現象出現就已經够統治者難受的，如果灾害和天象同時出現就更加讓統治者惶惶不安了。
1133年發生旱灾，又在一個月之後發生地震，高宗發佈罪己詔，陳述自己德行不够才招致上天的懲罰，罪己詔的頒佈有利於國家掌握受灾情况，便於後期的救治和賑災。
2.罪己詔的表現形式
罪己詔不是口頭文書說說而已，是要有後續行動的。罪己詔有安撫人心的作用，當面對重大灾害的時候，皇帝先承認自己德行不够，自行反省，百姓心裡也就踏實一些，知道皇帝認識到灾害的嚴重，會來救濟蒼生的。從而起到安撫民心的作用。
開展禮法應對過錯。避正殿、减常膳。仁宗年間發生水灾，仁宗就通過此種方法，想要達到消灾彌難的效果。罷朝會、宴飲。宋哲宗因為國內大旱，禁止大臣在宮內開展宴會，禁止宮內做樂。
改元、去尊號。年號和尊號表達了統治者對政治的美好願景，宋代皇帝面對海內灾害有時會去掉自己的尊號以表示對自己的懲罰和反省。停典禮、罷放燈。準備一場典禮國家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當有灾害的時候，國君就會不再舉辦典禮，節省民脂民膏。
祭祀、祈禱。面對海內灾害無法應對的情况，皇帝會命官員去祈福或者舉行求雨等儀式。
展開救濟活動。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古代小農經濟為基礎，百姓的維持生活能力是很脆弱的，如果突遭變故很容易破產，這是就需要國家的幫助，幫助小農恢復活力，否則單頻百姓自己的能力很難恢復正常生活的水准。
宋代皇帝因何“頻頻認錯”
1.儒家思想的推動
西漢董仲舒創立天人感應學說，君權神授，當君主言行不當時也會降臨懲罰，這也就是天譴觀念。
宋代儒家禮法觀念加强，天譴學說是宋代皇帝罪己的母體，如果一個皇帝連天都不敬畏，那麼這個皇帝也無法得到天賜予的權利，無法打造太平的帝業，所以一個皇帝必須對天的預示做出應有的回應。
除了天譴學說占主導之外，還有儒家禮法的民本思想。早在戰國時期孟子就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思想使得君主敬天愛民深入骨髓。
當發生有損百姓生命財產的天灾時，君主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如何反省自身，如何救濟百姓，這種愛民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內核，深深根植於歷代君王的骨血當中。
2.統治者的需要
古代皇權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公權，它融合了歷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精神等諸多方面。
相當一個皇帝必須要明正言順，要得到大臣得支持，最重要得是百姓得擁戴。如果一個皇帝得不到這三樣東西，就會造成根基不穩、地動山搖的局面，罪己詔也是皇權鞏固得一大表現。在皇帝發罪己詔得同時代表皇帝可以借此機會進行改革，也可以進行官員得調度。
作為國家最高權力和財富得擁有者，未免會出現奢侈放縱得事情，所以發佈罪己詔不光是對百姓得慰問，同時也是皇帝自己進行改革、整頓朝綱的時候。
3.維穩社稷
皇帝之前的一個角色是太子，身為太子要配備老師，這些老師都是儒家學者，他們對未來皇帝進行教育，培養愛民仁厚的性格，在當皇帝之後也會有臺諫官員對皇帝進行責備，以此來塑造皇帝，同時也能維穩國家社稷。
無論是南宋和北宋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邊少數民族的侵襲，不得不在國家內徵兵，加大稅收，造成百姓得死亡和國家財政的損失。在戰爭時皇帝頒佈罪己詔會起到一種振奮人心的作用，新增阿兵哥的士氣和百姓的信心。
認錯是美德也是缺點
1.罪己是一種美德
空泛得罪己詔是沒有什麼用的，罪己詔只是一紙文書，沒有實際行動就是紙上談兵，而且這種空泛的言論說多了會造成百姓得反感。
所以在皇帝頒發了罪己詔之後大臣就上書督促皇帝做到言行一致，不能空有其錶。罪己詔另外一層作用就是皇上自己給自己的規矩，督促皇帝改正自身，摒弃驕奢，九五至尊，金口玉律，不能隨意反悔。
所以就會有皇帝在頒發罪己詔之後避正殿，减膳食的做法，確實會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花費。
罪己詔還引發了一系列的良好反應。
一來能够起到安撫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身為皇帝能够承認自己的錯誤，百姓和大臣還有什麼不為國家社稷出力的理由呢。
二來頒發罪己詔可以給皇帝自身提供居安思危的意識，即使是國泰民安也要防憂患於未然，積極戍邊，新增府庫的餘額，這都是以備不時之需的必要準備。
開展救濟，做出表率。既然下發罪己詔皇帝就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無論是灾後救濟，幫助百姓恢復生產，還是告誡官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時還可以進行改革，各處弊端，人事調動，使得中央運轉靈敏。
最後就是國家對天象的重視，因為時常觀察天象，能够幫助修訂立法，古代的曆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文化內容，為我們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2.認錯也不能解决問題
言行不一，空許承諾，宋朝皇帝在位期間最多發佈30次罪己詔，就像我們在學習中立了太多的flag，頻發的發佈罪己詔難免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使得計畫和改革措施難以一貫以之。
很多罪己詔是突然發佈的，隨時應對災難，當國家發生緊急災難，沒有之前的經濟或者人力的儲備，即使發了罪己詔也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所以就是發佈罪己詔也不能全部地解决問題。
總結
在還沒有科學知識的古代，人們往往認為自然灾害或者是特殊的天象是一種預警，是國家出現了某些問題，所以才產生這些异常的災難。皇帝作為一國之君難辭其咎。
所以在在儒家禮法高度發展的宋代，天人感應學說也隨之發展，皇帝和國家官員相信天譴學說，敬天愛民也深入骨髓，促使皇帝頒佈罪己詔進行自我譴責。
罪己詔確實在很大程度改進了國家的政治，促進了國家機器的平穩運行，也是有一些小的瑕疵。但總體來說罪己詔還是利大於弊，認錯本身就是一件難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封建時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