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離重慶解放只剩下三天時間。國民黨反動派在逃跑前滅絕人性地對關押在“中美合作所”軍統集中營渣滓洞、白公館監獄中的革命志士和政治犯進行了集體大屠殺。在這以前的9月6日，劊子手們已秘密地在松林坡戴笠會客室殺害了著名愛國將領、“西安事變”的發起者之一——楊虎城將軍。
11月30日，重慶解放。不久，重慶市委成立了重慶市渣滓洞脫險衕誌聯絡處，負責尋找和聯系脫險的衕誌、難友，協調解決有關事宜。
聯絡處成立後，立即在《大公報》（重慶版）頭版頭條用大紅大字體刊出“政治犯，請來聯絡處報到”的公告。聯絡處設在校場口和平路1號，負責人為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領導人之一的廖伯康、雷雨田。聯絡處成立不久，從渣滓洞脫險的肖忠鼎首先到和平路報到。肖是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也是渣滓洞的老“政治犯”。
聯絡處還組建了清理治喪小組，專門赴渣滓洞、白公館等處，負責清理烈士遺體及治喪工作。組長由吉慶祥擔任，我和彭組基為成員，參與了這項工作。
12月3日，在渣滓洞聽羅廣斌（重慶大學學生，地下黨員）說，楊虎城將軍在大屠殺前已被秘密殺害，具體日期和地點卻搞不清楚。羅廣斌說，特務們為了掩蓋罪證，極有可能將將軍遺體掩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
聯絡處領導决定專門成立三個小組，在渣滓洞一帶查找楊將軍的遺體。第一組由孫曉村任組長（孫後為民革中央委員），帶兩名民工；第二組由曹開任組長，帶兩名民工；第三組由我擔任，也帶兩名民工。
當時已臨近冬天，三個組的衕誌扛著鋤頭等挖掘工具，成天在原“中美合作所”禁區內尋找、訪問。12月的重慶，陰雨綿綿，大家身披蓑衣，頭戴斗笠，手拄竹棍，餓了啃冷饅頭，渴了喝山溪水。在山坡上尋找了一周時間，仍一無所獲。
冷、累，大家毫不計較，但找不到將軍的遺體，大家感到非常不安，既沒能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又對不起將軍親屬，使親人“死不見屍”。
一天，戴公祠一個伙夫說，9月6日晚，上頭叫置辦一餐好酒好菜，做好後不讓送去，上頭會派專人來取。伙夫只是遠遠望見戴公祠燈火輝煌，人來人往，按經驗，是有大人物應酬，但當時不知是誰。後來才知是殺害楊虎城前擺的所謂“餞行酒”。
綜合羅廣斌的介紹，我們尋找小組將情況彙報給聯絡處，要求放寬時限，堅決要找楊虎城將軍的遺體。
又繼續尋找了幾天，重點定在松林坡戴公祠一帶。
12月12日中午，天下大雨，三個小組集中在戴公祠躲雨，商量下一定的尋找方案。孫曉村在花園內一花台上望著遠山凝思……手中拄著竹棍不小心插入土中，竹棍竟一下子陷進去許多。孫曉村覺得蹊蹺，下雨天泥土應該更沉實緊紮，這花園土為何如此疏鬆？趕忙叫民工拿來鋤頭，未挖幾鋤，已覺有股腐臭味襲來。
大家頓覺有種希望之光閃現。果然，挖開濕土，露出一具伏臥著的高大遇難者，遇難者脚上連鐐銬都未解下，右肩上放有一骨灰盒（後知是楊將軍夫人謝葆真烈士的骨灰）。再挖，現出仰臥著的另一20歲左右男性遺體（後知是楊虎城將軍幼子楊拯中烈士，又名楊獄生）。
大家非常激動，急忙將情況報告聯絡處，並上報市委。
重慶市委立即在《大公報》連續幾天刊出啟事，要求認識楊虎城將軍的人士前來聯絡處，幫助查認遺體。
大約是12月16日，兩個原西北軍下級軍官來到和平路一號，經辨認，確切證實“高大遇難者”便是楊虎城將軍。
後來，又在花園附近挖掘，陸續發現了楊將軍的秘書、中共黨員宋綺雲烈士及夫人、中共黨員徐林俠烈士，宋綺雲烈士8歲的兒子宋振中烈士（即難友昵稱“小蘿蔔頭”），還有東北軍著名愛國將領黃顯聲將軍等遇難者的遺體。宋綺雲夫婦與兒子是9月6日同楊虎城將軍一道被殺害於松林坡戴笠住處的。不同的是，楊將軍受害處是在戴笠會客室，而宋綺雲等則是在警衛室。
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通知楊虎城將軍的長子、革命军某團團政委楊拯民衕誌來渝，商量辦理楊將軍後事。楊拯民認為將軍生在陝西，葉落歸根，要求運回西安。西南軍區和重慶市委託人在江北為楊將軍購下一副上等棺木。劉伯承和鄧小平認為應該厚葬，以追記楊虎城將軍在中華民族危難關頭立下的豐功。在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幫助下，楊虎城、謝葆真及隨同遇難烈士的靈柩運回西安，安葬於西安南郊韋曲杜公祠西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