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改制時間-建文改制的得與失

建文帝的改制,大多是托古改制,具有理想性質。建文朝的大部分時間,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實現自己和父親的政治理想上,對朱棣不够重視。所以,雖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但建文改制則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計劃、分步驟進行的,顯系一套對政治制度的通盤設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建文改制,是明惠帝、方孝儒、齊泰、黃子澄等人推行的改革,以先秦儒家的理想政治理念作為指導,遵循先聖之教誨,而實行“德治寬政”,解决“朱元璋後”的嚴刑峻法、苛捐雜稅、藩王擁兵等問題。

背景

明惠帝受方孝儒的影響,悉去明太祖苛酷專濫之政,減輕江浙重賦,廣開言路,虛心納諫;並且在黃子澄與齊泰協助下,實施削藩政策。

建文帝的改制,大多是托古改制,具有理想性質。在繼位詔書中,宣佈要推行“維新之政”,使明朝達到“雍熙之盛”。

繼位後,隨即召回在漢中的方孝孺,任翰林院侍講。

洪武31年六月,任齊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明為東宮陪讀,實是建文帝之師。

明惠帝

建文改制的背景有四點:

一、洪武年間屢屢爆發大案要案,朱元璋喪心病狂的殺戮開國功臣、武將,尤其是在“藍黨”案爆發後,牽連甚眾,主犯大將軍藍玉行刑前,曾大呼:

“朱公謂天下已定,何不留一二以防不測?”

可朱元璋卻將洪武年間所封的11公57候幾乎全滅。

所造成的惡劣後果,就是:

不僅造成洪武晚期大明中樞高級官僚梯隊青黃不接的被動局面,而且也使得大明中樞的威望與權勢漸趨衰弱。

二、大明開國時,朱元璋認為:

“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蓋法嚴則人知懼,……,故守成者不可輕改祖法”。

從這樣的“法治”指導思想出發,整個洪武年間的大明帝國,政治酷寒,法峻刑嚴。

朱元璋的嚴刑峻法,雖然使大明帝國的中央集權得到空前的加强,但它不利於明初社會秩序的真正穩定與和諧,這也就大大妨礙了大明帝國的長治久安。

三、洪武年間,儘管朱元璋多次下詔减免自然灾害發生地區農民的賦稅與徭役,但這畢竟是有限的,大明開國,無論是修建皇宮都城,還是修建明孝陵,都需要耗費大量人力。

當時,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於農民稅收,使得大明帝國一開始,就對江南地區實行重賦,建文帝詔書中所說:

“國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賦獨重”。

四、朱元璋大肆分封,欲以地方藩王輔翼中央皇室,但又賦予他們極大的軍事權。

雖說朱元璋活用“荊條除刺”理論,幾乎全滅大明的异姓功臣勳將,但大明武裝動亂的種子仍隨分封制的推行而埋下。

其中最使人尷尬的,是藩王與建文帝的政治君臣關係和家族內部的叔侄關係,這種雙方錯位的關係,加劇了大明皇室與藩王、地方與中央的衝突。

政治理想

本著用人不疑、疑問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軍國大事上,完全放權黃子澄、齊泰,削藩雖然符合其想法,但對建文帝而言,卻不是最要緊的事務。

建文朝的大部分時間,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實現自己和父親的政治理想上,對朱棣不够重視。

所以,雖在戰場上屢戰屢敗,但建文改制則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與朱棣的戰爭上,這是他自幼以來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親朱標的遺願。

官制改革,為建文改制最主要內容,自不待言;由於建文史料《皇明典禮》的發現,使建文禮制竟而獲得了最原始資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別關注的必要;改變洪武肅殺的政治氣氛,使治國之道由猛趨寬,本屬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當然位列其中;經濟、社會政策,作為“制度史本位”的“外緣”,將在最後討論。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計劃、分步驟進行的,顯系一套對政治制度的通盤設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它帶有濃重的方孝孺個人政治學說的痕迹,也飽含了朱允炆本人對治國之道的考量。

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是一系列有系統的措施。

措施

更定官制

一、完善中樞文職化——以品行佳優的文臣循吏充實大明中樞機构,完善其文職化

建文帝以文臣學士作為主要仕進對象,大開科舉,從而相當提高了建文朝廷的整體文化貭素,或稱為“秀才朝廷”。

除此之外,建文帝還特別看重朝廷中樞主要官僚的個人品質與政治實踐經驗。

挑選擁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政績突出、品行良好的封疆大吏,擔任六部尚書和侍郎。其中較為出名的,有:雲南右布政使陳迪提為禮部尚書、浙江左布政使王純提為戶部尚書。

更為重要的是,建文朝的司法、監察機构首長領導或清正廉明或忠貞剛烈,對於整治官場風氣與糾正冤假錯案都十分有益的。

二、提高文臣地位、精减地方官制——以提高文臣學士政治待遇為中心的官制改革

建文帝的官制改革體現出儒家仁義禮樂化民的治國理念,這實際上是對朱元璋的“專意右武”政策性錯誤的矯正。

洪武時期,朱元璋將分掌天下的六部定為正二品,將中央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定為正一品,這顯然是與文武並稱是相悖的,更可笑的是培養文官的國子監祭酒(校長)定為正四品,而皇帝管理軍馬的太僕寺卿卻定為從三品。

由此可見,建文帝的改制是必不可少的。這裡就不贅述具體改革了。

總之,大批亢官亢員的淘汰,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後世史學家朱鷺說:

“然在後世,民殘於多牧,祿縻於亢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寬政减刑

一、寬和政治——創造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

大明初期三十多年內,洪武政治是恐怖而又伴隨著血腥的,而在朱允炆主政時期,其貫徹的總的精神就是“改嚴為寬”,建文帝改變了朱元璋萬機皆親斷的做法,將許多國家政務委派給手下大臣,放權下去,尊重他們的人格與地位;改變了朱元璋設定六科給事中監察百官,自己乾綱獨斷的做法,而是將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不監察百官,而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規諫皇帝,虛心納諫,寬和對待大臣,注重禮教德化,確實是一比特寬厚、眼光遠大的帝王。

二、寬减刑罰——糾正冤假錯案,改輕刑典

建文帝在皇太孫時期,就已參與到大明司法案件的審理當中,並且參攷禮經和歷朝刑法,修改大明律數處。

繼位後,除了改輕刑典、寬刑疏法外,還展開對洪武年間的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

這些做法,對於緩和社會矛盾與穩定大明帝國的統治,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免賦稅

由於朱元璋早年當過和尚,所以比較熟悉佛教教義。中晚年的朱元璋恐懼因果報應,囙此青睞佛教,導致大量寺院佛道廣占田地,不向政府納稅,加重了人民負擔;大明初期不知為何,朱元璋獨重江南賦稅,財稅政策厚此薄彼。

建文帝繼位後,禁止私自出家為僧尼,限制佛道勢力的發展,建文三年規定:

“天下寺院道觀,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餘者入官,均給平民。”

建文帝一上臺,就下詔要求江南賦稅與其餘地方相同,並且不必像洪武年間一樣,不得在戶部為官,而是一視同仁,即使是朱棣在北方已經攪得雞飛狗跳,建文帝依然堅定推行政策。

建文削藩

削藩三策

一、武力削藩

以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為首主張武力削藩,他們都熟讀史書,深知藩王之害,所以力主武力削藩,予以徹底解決問題。

優點:乾脆俐落,一勞永逸。

缺點:來勢很猛,極可能使皇帝背上屠殺骨肉的惡名,而且可能會激起藩王造反。

二、曲線削藩

以高巍為代表人物,仿西漢主父偃“推恩法”,採用推恩削藩。除此之外,還宣導“徙地推恩”,即:將子孫分封到其他地方。

優點:節省財政開支,避免武力削藩耗費的大量軍費,吻合國法祖制,有效削除藩王勢力,徙地分封,使北方的藩王子孫到南方去,大大削弱藩王勢力。

缺點:該策耗費時間較長,朱允炆作為最年長的孫子輩,才22歲,其他藩王兒子就更小了,易讓藩王找到藉口。

三、徙地削藩

由卓敬提出,該法要求北方的藩王重新分封到南方去。並且,卓敬指出,應首先剷除燕王。

從後世眼光看,卓敬的方法最合時宜,而且直指關鍵——燕王,但由於建文帝的軟弱與畏懼燕王,沒有採用此策。

最終,建文帝意圖削藩的想法洩露,被迫不得不選擇武力削藩。

三大失誤

一、如果建文帝身處太平盛世,那麼極有可能成為一代明君。

但他偏偏出生在社會轉型時期,這時帝國需要的是心狠手辣的鐵腕人物,顯然建文帝優柔寡斷,婆婆媽媽,致其當斷不斷,使原本的優勢逐漸變為劣勢。

二、如果處於太平盛世,那麼方孝孺、齊泰等人確實能成就一番事業。

但處於洪武轉變為建文的時期,主張武力削藩,作為武力削藩的高層決策人,卻無一人有軍事背景,充其量只是紙上談兵,加上建文帝,也不過是四個“書生”。

三、由於建文帝的軟弱與智囊團書生大臣的偏激,在削藩的方案選擇上一開始就犯了錯。

既然選擇武力,就存在拿誰開刀的問題,建文帝又一次犯錯,首削的不是燕王,而是燕王的弟弟,而之後十個月內連削五王,竟一個都沒有燕王,反而一次又一次打草驚蛇,致使燕王有喘息的機會,反而為燕王造反提供了充足的時間準備。

結果

建文改制,一方面對武官的利益多有觸動,故在改革時受到了勳臣們的阻礙;另一方面,其成果因為靖難之變而大打折扣。

由於明惠帝與方孝儒專心於托古改制的不急之務,在削藩方面沒有馬上針對燕王朱棣,促使朱棣發現危機,並且以“更改祖制”為由,發起靖難之變;戰爭開始後,惠帝又一再在軍事上犯錯,使得政府軍節節敗退,最終戰敗。

朱棣攻入南京之後,在南京稱帝,即明成祖。

明成祖為了證明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以抹除篡位的污點,便將建文年間改變的制度,幾乎全部恢復為洪武舊制;並且,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的記事,改沿用洪武年號記錄。

此外,還將錢糧、兵馬以外所有榜文、奏書,盡數燒毀。

評估

自從登基起,建文帝就不斷下詔,實施新政,去除朱棣的刻意醜化,客觀理性的看建文帝,他確實是少有的好皇帝,但歷史是無情的,“建文新政”最終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外部原因就是:

朱棣“靖難”造反的成功,打斷了“建文新政”的行程;

內部原因有至少四點:

一、太過理想化。

建文帝的“寬仁”,是太過於理想化的寬,是無原則的寬,是典型的迂腐書呆子氣。

二、“建文新政”操之過急,求成太切。

新政本就侵犯了大明許多官僚的利益,又與削藩同時進行,一下子激化了中央與藩王的衝突,使朝廷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局面。

三、用人不合適,選擇時機不對。

誠然,方孝孺、齊泰等是”智囊“,但他們雖有滿腔熱血,卻缺乏政務的實際經驗,統禦與領導能力不足,他們的經驗雖來自於歷史,卻完全不懂政界的兇險與人性的醜惡,終於產出惡果。

四、“建文新政”的復古色彩太濃。

最明顯的是,建文帝為了改變貧富不均的局面,竟採納方孝孺不合時宜的建議,恢復兩千年前西周時的井田制。

改革出現問題,雖然是很正常的,但偏偏出在削藩時,終於讓朱棣抓到把柄,以“變更祖制”為由,起兵造反,發動了“靖難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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