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致遠（約1250年-？），中國元代著名大戲劇家、散曲家，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並稱“元曲四大家”，被譽為“秋思之祖”。
馬致遠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元曲四大家”的稱呼元代已初見端倪。葉長海教授對元曲四大家進行了研究，他認為，這一說法源起於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稱：“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雖然這裡只是就戲曲音韻列舉名家姓氏，但此說卻成為明代所謂‘元曲四大家’的嚆矢。”
當時只是將幾比特戲曲家的名字並列在了一起，並沒有所謂的“四大家”之稱，是舉例時把幾比特戲曲家放在一處，如“鐘嗣成《錄鬼簿》的作家排列次序，先按時間先後分為若干組，再將同時的作家大體上以作品數量分列先後。曹楝亭本的首六名是‘關（五十六本）、高（文秀，三十二本）、鄭（光祖，十五本）、白（樸，十五本）、庾（十五本）、馬（十二本）’天一閣則是‘關白庾高馬王（實甫）’。”
馬致遠
元末明初賈仲明作【淩波仙詞】：“共庾、關老齊肩”。元人的評論並不成系統，帶一定的隨意性，並非有理有據進行比較才定下的順序，排序中摻雜了很多評論者的個人意見，且側重點各有不同。如貫雲辦評論角度重“造語”、周德清則重視“音韻”、楊維偵關注“觀懲”等等。論及這幾比特戲曲家也是舉例而已，並無嚴謹的敘述排名或成為定稱。但元曲四大家的稱呼，無疑是對四人在元雜劇群英中的肯定，亦是其影響與地位的直接表現。
在明代的戲曲評論中，逐漸列舉出的戲曲家的名字也逐漸集中起來，如朱權《元詞記》謂：“漢卿如瓊筵醉客，致遠如朝陽鳴鳳，德輝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鵬搏九霄。”又如蔣一葵《殼山堂外紀》卷六十八：“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樂府稱‘關馬鄭白’為四大家。”等。這一時期冇了“王關”、“關馬”以及“元曲四大家”等稱呼。“關馬”並稱的出現，表現了戲曲理論家對關漢卿與馬致遠的推崇。
“自元人《錄鬼簿》以來，言元曲者多以關氏為先，而自明初《太和正音譜》以來，又有不少人以馬氏為首。故而明清論家言元曲時，又常以‘關馬’為代表。如明代人推舉王九思雜劇時稱‘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見王世貞《藝苑卮言》）。孟稱舜稱鄭光祖‘關馬之下，非其論也’。清人金埴稱《桃花扇》“全秉巧習，獨衧妙手，關馬能不下拜耶”。（《巾箱說》）淩延堪作《論曲絕句》亦稱‘關馬新聲競一時’。”
元曲四大家之明確的提出，是在明代前後，說法漸漸固定下來，只是順序有所不同。如何良俊提出的“鄭馬關白”、蔣一葵提出的“關馬鄭白”，另有學者認為“元曲四大家”中應有王實甫，但提法眾多。而“關馬鄭白”的順序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近代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中稱“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吳梅亦在《長生殿？記》中言道：“幾合關馬鄭白為一手”。葉長海教授指出：“至今中國文學史或戲劇史在提到元曲四大家'時，多習慣稱‘關馬鄭白’，並不是今人均同意這種排列，而是此說已成了文學史的一個習慣語、口頭禪，一個習見的符號。”
馬致遠故居
元曲四大家的排名不能統一排成固定的序列，一是評論家個人有不同的喜好，很有可能因為戲曲評論家個人之偏好而改變排名位置；二是關漢卿、馬致遠、白樸、鄭光祖都有自己的創作風格，不可能籠統地排名。四比特元曲家均有自己獨到的風格和各自擅長的藝術領域，可不統一為某種順序。但元曲四大家的說法，絕對是對這四比特元代戲劇家的十分肯定，表明其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雖然馬致遠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現時人們的關注度來說，遠遠不及關漢卿。更值得注意的是，歷代學者、評論學家在評論馬致遠時，往往喜歡將他與關漢卿放在一起進行對比，因兩人風格回异。關漢卿作品多是百姓的事情，人物充滿力量的抗爭。馬致遠作品大多圍繞著神仙世界，人物多處於困頓境地。“關漢卿所行發的主要是市井平民的情愫，而馬致遠作品中流灣的則是失意文人的悲愴；關劇是市井平民胸臆的外觀，馬作則是困頓儒生的寫真。”這也能解釋為何歷代喜愛馬致遠的評論家，比較排斥關漢卿。
在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樂府群英格勢》中，“元一百八十七人”中，馬致遠位列第一位。而關漢卿排名第十，並雲“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又謂睹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云云，洵定論也。”。朱權與王驥德二比特名曲學家，對關氏頗有微詞。馬致遠和關漢卿都是元曲大家，為何會出現厚此薄彼之現象，以下的剖析有助於理解馬致遠在戲曲界的地位。朱權喜致遠而疏漢卿，《太和正音譜》多從曲辭的角度評估，他稱馬致遠“朝陽鳴鳳”、“花間美人”，蓋是評估其曲辭。
馬致遠曲辭飄逸、美麗，關漢卿的曲辭則通俗直白，不講究言辭。朱權不喜好關漢卿就也在情理之中了。另外，朱權也是一比特修行之人，一生尋求避世，晚年隱居修道。他與馬致遠自然志同道合，感受相近相同。而關漢卿的風格則更貼近百姓，他關注下層社會生活，關的曲辭也更加通俗易懂，情節圍繞著普通市民。朱權則喜歡超然於世的雜劇，世俗百姓的題材朱權所不愛。王驟德在選本《古雜劇》的二十種選目中，他挑選了《青衫淚》、《漢宮秋》。而沒有收錄關漢卿的劇作。
他認為雜劇要貴“婉麗”而賤“雄爽”。可見推崇馬致遠的曲學家都更喜歡含蓄婉約的風格。馬致遠的歸處在山林之間，與民間是疏離的，更疏離於社會，甚至疏離於物質世界。他的作品關注的不是人們對命運的抗爭，對某種事物或者理念的爭奪，而是一種超然世外的情感體驗和感受，是最貼近藝術審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