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1004—1083年）字彥國，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北宋同平章事、司徒。
富弼小的時候很喜歡讀書，過目成誦，囙此有“洛陽才子”之稱。他曾經以茂才（秀才）的身份參加北宋經常舉辦的文藝沙龍，為范仲淹所賞識，稱歎他有“王佐之才”，並把他的文章推薦給了當時的宰相晏殊。恰好晏殊有個女兒正在找婆家，范仲淹又極力從中撮合，富弼便成了晏殊的東床快婿。
從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轉眼成了宰相的女婿，富弼可謂一步登天，此時他最應該感激的就是范仲淹了，可他在當官之後，首先就和自己的恩人叫上了勁。
有一天，山東爆發了匪亂，強盜張海率領大批人馬攻到了江蘇高郵，負責統領府州軍事的知軍晁仲約掂量著自身的實力，估計打不過人家，便讓當地的富戶、百姓捐款，然後帶著牛羊、酒菜去歡迎慰勞賊兵，避免了這些匪兵的襲擾。這件事傳到了京城，在朝廷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范仲淹建議說：“晁仲約罪不可赦，然而情有可原，聖上應該赦免了他。”
范仲淹
不料富弼卻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說：“這些州縣長官拿著朝廷俸祿，竟然姑息養奸，形同通匪，都應定死罪，不然今後就沒人再去剿匪了。”
范仲淹轉身對他解釋說：“你不知道啊，土匪勢强，遠在山林，難以圍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貿然圍剿，只能是勞師傷財，讓老百姓白白受苦罷了。他們按兵不動，以圖緩剿，這大概是保護百姓的權宜之計啊。”
富弼不以為然，生氣地說：“我們正要弘揚法令，你如此做法，將來還怎麼治理國家？”
仁宗皇帝還是同意了范仲淹的意見，放過了知軍晁仲約。
事後有人對富弼說：“你也太過分了，難道忘了範先生對你的大恩大德了嗎？”
富弼回答：“我和範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舉薦我，並不是因為我的觀點始終和他一致，而是因為我遇到事情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為要報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張呢？”
富弼的較真讓人很無奈，不過正是這種精神，讓他在外交工作中維護了大宋的尊嚴。
北宋屢敗於與契丹的戰爭，想以新增歲幣或者和親的管道議和，富弼奉命出使。遼興宗在帳篷裏接見了他，說：“求婚的事可以免談，我只想得到歲幣，但在誓書中須加上一個‘獻字才行。”
富弼平靜地回答說：“‘獻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於平等的兩國，何况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之理？”
遼興宗說：“那就改為‘納字如何？”富弼還是拒絕了。遼興宗不滿地說：“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給了我，一個‘納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
富弼
富弼反駁說：“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時，才向它稱臣，當時的饋送，或許稱作‘獻、‘納，其後頡利被唐太宗擒獲，還會有此事嗎？”
遼興宗啞口無言，不再說話。富弼走出帳外，指著遠處的高山，對隨行的使臣說：“此山尚可逾越，若欲‘獻、‘納，就像不能登天一樣。使臣頭可斷，此議决不敢答應！”
有人說富弼愛較真，是性格使然，其實並非如此，他氣度恢弘，胸懷之寬闊，不是一般人能比擬的。他年輕時，有一次走在大街上，有人過來悄聲說：“某某在背後罵你！”富弼頭都不回地說：“大概是罵別人吧。”那人又說：“人家指名道姓在罵你呢！”富弼想了想說：“怕是在罵別人吧，估計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罵他的人“聞之大慚”，後來登門向富弼道歉。
富弼當了宰相後，對為官的尊嚴也毫不在意。按照唐朝以來的規矩，百官謁見宰相，都要行叩拜之禮，宰相只需要站著受禮，稍稍用手扶一下叩拜的人；接見時如坐得稍久了些，那麼宰相手下的人就會在旁邊提醒說“宰相尊重”，客人趕快不安地站起來退席；而送客時，從來不用走下臺階。可到了富弼這裡，即使是小官甚至百姓前來謁見，他都用平等的禮節，帶引客人坐下與他們從容談話，走時送客人到門口，要看著客人上馬走了才還轉。
晚年辭官回家後，他閉門不出，許多賓客慕名來求見，他都以有病為藉口謝絕了。身邊的人問他原因，他回答：“凡是待人，無論他富貴貧賤、有才能還是愚蠢，禮貌應當一樣的。我幾代居住在洛陽，親戚朋友大概可以用千百來計數，如果有的見有的不見，這不是公平的道理；但如果人人都會見，吾衰老有病也不能忍受。”大家瞭解了他的想法後，沒有一個人對他有意見。
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會為我們所看重，也總有一些事為我們所輕視，而就在這看重與輕視、計較與不計較之間，可以看出一個人品格的高尚與卑微、偉大與渺小。富弼在歷史上被稱為賢相，至今為人們所懷念，正在於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