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是指宋初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酒宴威逼利誘高階軍官交出兵權的一次政治事件。
簡介
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强中央集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被視為寬和典範。
後來，“杯酒釋兵權”演變為一個成語，引申為輕而易舉解除將領兵權。
發生背景
在結束五代十國局面的過程中，北宋統治者著重考慮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局面不再出現；二是如何鞏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宋太祖趙匡胤
建隆元年末（西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後的某一天，他召見丞相趙普，問道：“為什麼從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十二君，爭戰無休無止？我要從此息滅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有什麼好的辦法嗎？”趙普精通治道，對這些問題也早有所考慮，聽了太祖的發問，便提出問題之癥結就在於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辦法也無奇巧可施，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趙普的話還沒說完，宋太祖就連聲說：“你不用再說了，我全明白了”。於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計畫就這樣醞釀出來了，並逐步付諸實施。
在北宋中央集權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權，也是首先要解决的問題。範浚在《五代論》中指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來，在政治局面變換中兵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囙此，宋朝剛剛建立，趙匡胤就吸取了後周滅亡的教訓，加强對禁軍的控制。
建隆二年（西元961年）太祖鑒於當時已控制局勢，就著手陸續採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權。起初，太祖以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並不介意，而趙普數次進言說：“臣也不擔心他們會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們的部下貪圖富貴，萬一有作孽之人擁戴他們，他們能够自主嗎”？這些話實際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記住陳橋兵變的歷史，一定要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後就採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級將領的兵權。
經過
建隆三年（西元962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在退朝後留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羅彥瓌諸高級將領飲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對軍將們說：“我若沒有諸位，也當不了皇帝。雖然我貴為天子，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當了皇帝之後，我終日沒有好好睡過。”此話令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敢再有异心？”趙匡胤說道：“誰不想要富貴？有朝一日，有人以黃袍披在你身上，擁戴你當皇帝。縱使你不想造反，還由得著你們嗎？”
守信等將領跪下磕頭，哭著說：“臣等愚昧，不能瞭解此事該怎麼處理，還請陛下可憐我們，訓示一條生路。”宋太祖借機表達了自己讓他們放弃兵權的想法，建議“人生苦短，猶如白駒過隙，不如多累積一些金錢，買一些房產，傳給後代子孫，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沒有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大臣們答謝說：“陛下能想到我們這事，對我們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各位軍將就稱病，請求辭職，宋太祖一一敕准，並且給予他們优渥的終身俸。
人事任免
原任“侍衛都指揮使”兼“歸德節度使”的石守信，改為“天平節度使”，保留“侍衛都指揮使”的虛銜；
原任“殿前副都點檢”兼“忠武節度使”的高懷德，改為“歸德節度使”；
原任“殿前都指揮使”兼“義成節度使”的王審琦，改為“忠正節度使”；
原任“侍衛都虞侯”兼“鎮安節度使”的張令鐸，改為“鎮安節度使”。
結果
此番任免後，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被解除，從此也不再授人。石守信雖然保留著“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已沒有任何實權。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鎮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鎮守易州、何繼筠鎮守棣州、郭進鎮守西山、武守琪鎮守晉陽、李謙溥鎮守隰州、李繼勳鎮守昭義、趙贊鎮守延州、姚內斌鎮守慶州、董遵誨鎮守環州、王彥昇鎮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徵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尤也”。
影響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强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他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軍事體制改革
第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首長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煉阿兵哥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阿兵哥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阿兵哥結合，在阿兵哥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第四，立而不設制度。將殿前司的首二帥和侍衛司的首三帥不再除授，以致侍衛司只餘下馬軍和步軍的統帥，而沒有了原來統合兩軍的馬步軍統帥，即是將侍衛司分裂為二。這種在制度上將最高的五個職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軍統帥的職權，使軍權服膺於王權。
地方政治改革
對地方藩鎮採用强幹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對於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後來又設定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谷。宋初於各路設定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餘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的士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厢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過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種專制一方的藩鎮，宋初就逐漸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
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异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加强皇權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强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評估
“杯酒釋兵權”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權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及君臣和氣，輕而易舉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權力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變，是歷史上有名的安內方略，影響深遠。
不同意此觀點的人則認為宋太祖專力鞏固中央政權，“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內嚴防的性質，直接造成內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奪大將兵權也削弱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將頻繁調動，致使宋朝與遼、西夏、金的戰爭連連敗北，無力解决邊患。軍事積弱，還使兩宋亡於社會制度落後於自己的遊牧民族。
宋朝確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强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兩宋亡於遊牧民族原因則是多方面的，與兩宋朝對峙的先是遼、夏，再是遼、金，最後是金、蒙，從作戰態勢來看，北宋面臨的是兩線作戰只能主守。
爭議
“杯酒釋兵權”一直被傳為美談，但少有人注意其真實性，此事不見於《太祖實錄》。“杯酒釋兵權”的說法最早出自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司馬光的《涑水紀聞》以及王鞏在《聞見近錄》也都持此說，但各家記載釋兵權的過程多有抵牾，且疑點甚多。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與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則是沿用司馬光的說法，並考定日期為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近代學者經過考證後，對“杯酒釋兵權”提出質疑。鄧廣銘認為“世傳的杯酒釋兵權”那一戲劇性事件是查無實據的1945年，丁則良發表《杯酒釋兵權考》，認為此事“全來自傳聞，不足置信”。1982年，徐規等撰文提出疑議，否定該事件的存在。
但也有持反對意見者：王育濟與柳立言都認為確有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