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運動的宣導者-唐宋古文運動代表人物

唐宋古文運動,指的是唐代中期及宋代,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為代表的文人提倡學古文、反對駢文的文體改革運動。晚唐時期,古文運動趨於衰落,出現了講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風。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王安石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

唐宋古文運動,指的是唐代中期及宋代,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為代表的文人提倡學古文、反對駢文的文體改革運動。

簡介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指的是先秦和漢朝的散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文以明道。

除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

事件背景

唐朝安史之亂後,國勢衰落,藩鎮割據,宦官弄權,由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是在“復古”的口號下,主要對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一場文學革命,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古文運動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於漢朝,盛行於南北朝的文體。

駢文中雖有優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內容空虛的文章。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錶華豔”,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

唐朝初期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氾濫,前蜀的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中曾提出:當時文章“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為勝”。北宋初年,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

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範思遠書》中呼籲“二三衕誌,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朝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宣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先聲

韓愈等人舉起“復古”的旗幟,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文宣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群眾性的鬥爭浪潮,壓倒了駢文,形成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這一運動有其發展過程。

在駢文盛行時,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陳子昂曾主張“復古”,是文體革新的先驅者。其後,蕭穎士、李華等繼起,提出取法三代兩漢的主張,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心理准備。中唐時期雖經安史之亂,唐朝國力衰弱,但貞元以後,社會暫時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希望。這樣韓愈等人宣導古文運動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他們提出“載道”、“明道”的口號,這是古文運動的基本理論。他們重視作家的品德修養,重視寫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韓愈《答李翊書》)和“詞必己出”(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的獨創精神。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柳宗元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宣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別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

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作者的道德修養决定文章的表現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答李翊書》)。

關於學習標準,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韓愈《答李翊書》),不僅重視經史,也重視屈原、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藝術成就,吸取他們的精華,豐富自己的寫作。

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認為“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所以對古聖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度,不能出現輕心、怠心、昏氣、矜氣。

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迹”的狀況表示憤慨,“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與楊京兆憑書》)。故,韓愈、柳宗元所宣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晚唐時期,古文運動趨於衰落,出現了講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風。

經過

興起

北宋的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

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

囙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

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王安石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豔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複漢、唐帝國氣象。

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購並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複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樸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宣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

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宣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昆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氾濫。

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

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

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弃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采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豔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豔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

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

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責備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

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類比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首次,運用“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

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佑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

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

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

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

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

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韓愈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

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代表人物

唐代代表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僅有的兩個唐朝作家。他們宣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別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韓愈曾說:“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

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詞彙,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餘風。

宋代代表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

中唐後,由於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運動自晚唐至宋,逐漸衰微,駢體文又死灰復燃。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文又成為文壇主流。於是又開始了古文和駢文的新一輪的鬥爭。到宋代中葉,由於歐陽修的創導,又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詩文革新運動。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為詩文革新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方向。他還注意培養選拔古文高手。曾鞏、王安石、蘇軾兄弟都是他的門生。他們的散文創作,繼承和發揚了韓柳的傳統,又別開生面,異彩紛呈。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蘇軾,蘇洵,蘇轍三人稱為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唐宋八大家對古文運動的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三蘇等五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覈心人物。八大家在創作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傳誦後世。

主要作品

韓愈

議論文:《原毀》、《師說》、《雜說》、《答李翊書》。

敘事散文:《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志銘》、《祭十二郎文》。

集本《韓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

人物傳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

政論文、寓言短劇。文集《柳河東全集》。

歐陽修

政論文:《朋黨論》。

記敘散文:《醉翁亭記》。

雜文:《六一詩話》。

王安石

雜文:《答司馬諫議書》、《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

蘇洵

詩作:《雲興於山》、《有驥在野》、《有觸者犢》、《朝日載昇》、《我客至止》、《歐陽永叔白兔》等。

散文:《顏書四十韻》、《六國論》。

蘇軾

文學散文:《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後赤壁賦》。

史論或政論:《上神宗皇帝書》、《範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

蘇轍

著有《欒城集》,包括《後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叢刊》影明活字本。《欒城應詔集》12卷,有《四部叢刊》影宋鈔本。

著名文章有:《新論》、《上皇帝書》、《上樞密韓太尉書》、《黃州快哉亭記》《巢穀傳》《老子解》等詩作:以《墨竹賦》、《南齋竹》、《秋稼》較為著名。

成就影響

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繼承了早期散文的優良傳統並有所創新和發展,從而開創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後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運動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經過一場古文運動,文壇上就再也不會出現形式主義逆流了。實際上,韓柳之後,唐代古文運動的一般發展情況,大致有兩種趨向:一是以李翱為代表的偏於闡道,反映現實的範圍窄了,一是皇甫湜、孫樵等的“趨怪走奇”,使文章晦澀難曉,這都是不利於古文發展的。

至晚唐,出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晚唐文壇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華豔的文風又一次氾濫,北宋真宗年間還出現了以楊億、劉筠等人為代表的西昆派,“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這一次,挽轉文壇、詩壇頹風的使命落到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身上。由他們掀起的詩文革新運動的浪潮,就文的方面來說,是直接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的,也可以視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也常常連稱為唐宋古文運動。宋代的古文運動不再標舉學習先秦兩漢而主張直接取法韓愈,如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就認為,“學者當止於是而止爾”。這也說明了宋代散文與唐代散文一脈相承的關係。

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著“文從字順”的方向發展,比韓、柳的古文更進一步縮短了與口語的距離,因而更有利於表情達意,也更為人們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將韓愈、柳宗元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的散文作品合編為《八先生文集》,後來茅坤又繼之編選了《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文人寫作散文的楷模。

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其散文成就都與唐宋古文運動有著淵源關係。從對後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這樣說,唐宋古文運動,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社會評估

張劍:從文學史的發展實際來看,唐宋時期確實存在一個以韓、柳、歐、蘇為中心的古文勃興現象。國內耳熟能詳的許多作品,都產生於這個時期。另外無論是古文的創作實踐還是創作理論,在這一時期都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唐以前的人著書立說,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人生觀念,往往歸於經史子集的子部。唐代以後,這些內容就可以通過古文表達,而不一定非要在子書中體現。此外像抒情、寫景、記遊等等,都可以用古文表達。這使唐宋古文的內容不斷擴大,成為獨立於諸子散文、史傳散文、政論散文的新文學體裁。不僅是創作實踐,在古文理論建構方面,唐宋古文家也有很大貢獻。比如在作家修養論方面,韓愈在《答李翊書》中將孟子的“養氣說”豐富化,強調“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即認為作家的創作是內心情感和修養的體現,當內心充實到一定境界,就自然而然不必拘泥文章的長短,而是隨著自己內在的生命力將情感和思想表現出來。這就衝破了四六駢文在句式、辭藻、聲律上的限定,將各種限制解構掉了。

本文標題: 唐宋古文運動的宣導者-唐宋古文運動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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