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典四書之一的《大學》是怎樣的一部經典?

《大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是一部關於如何學習修身、為政之道的書。所以,朱熹將《大學》列為《四書》之首,特別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奧妙是不言而喻的。經過其重新編排,便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大學》版本。

你知道《大學》嗎?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詳細介紹。

《大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原是《禮記》第四十二篇,是一部關於如何學習修身、為政之道的書。《四書章句集注》載,“《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慧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複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大學》的“大”,在先秦時代讀作“太(tài)學”,宋以後一般讀作“大(dà)學”,這是相對“小學”而言的。

周代學制分為小學、大學兩個階段。《大戴禮記》記載:“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大戴禮記·保傅篇》)朱熹《大學章句序》記載:“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書章句集注》)八歲入小學,學習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禦、書、數”等文化基礎知識和基本禮節;十五歲入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即是學習如何參與國家政治,是為政之學。故朱熹《大學章句序》中說:“大學,大人之學也。”漢代鄭玄說:“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三禮目錄》)《禮記》進一步點明其“化民易俗”的教學目標:“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禮記·學記》)

孔子在回答魯哀公“人道孰為大”問題時,曾經表示“政為大”。依據這一原則,大學之道便是為政之道。孔子說“政者正也”。正,正己正人。所以,“大學”的本意更應該是指由修正自身為起點的為政之學。正己屬於個人的修治,正人則是公眾事務的治理。大學之道,可以說起點是修己安人,而後擴大範圍,方才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以此為覈心,《大學》著重闡述了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治亂的關係,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修養的目標。又提出實現天下大治的八個步驟,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每一個都以前一個為先決條件,而“修身”是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義的一步,前四個是“修身”的方法途徑,後三個是“修身”的必然效果。從天子到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每個社會成員特別是統治者道德修養的好壞决定著社會的治亂。它明確肯定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宋明理學把“理”或“知”看作天地萬物的主宰,是對這一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大學》的撰成約在戰國末期至西漢之間,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過。《大學》由《禮記》中的一篇,到從《禮記》中抽出來而獨立成書,進而與《論語》《孟子》《中庸》合成“四書”,成為與“五經”並列的重要經典,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

西漢末年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時期,信佛的人越來越多,而佛教的消極方面也越來越明顯。為反對佛教,唐代韓愈提出了以《大學》為綱領的理論體系,用《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來抨擊佛教中只講個人修身養性的佛理。韓愈的學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學說來和佛教對抗。他們開始把《大學》《中庸》中“格物致知”“修齊治平”和“中和”的處世思想進行闡釋,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北宋司馬光編撰《大學廣義》,是《大學》獨立成書之始。

宋代程顥、程頤認為,《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囙此大力提倡,特別重視《大學》,曾分別將它從《禮記》中抽出來加以改編,使之獨立成篇。

在二程的基礎上,朱熹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做成章句,注釋闡發己意。並將它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編注釋,稱為“四書”,並以《大學》為四書之首,於南宋紹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書章句集注》。

雖然《大學》文字淺近,但朱熹在《大學章句集注》末尾特別強調“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並引用別人的話表明自己的觀點,“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所以,朱熹將《大學》列為《四書》之首,特別突出其重要性,其中的奧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大學章句序》中所言:“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朱子語類》卷十四)這就為人們指出了讀“四書”的先後順序,“宜先看”三字說明《大學》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門的重要途徑,是“為學綱目”。

朱熹在將《大學》抽出獨立成書的過程中,認為《禮記》中的《大學》本子有錯亂,便把它重新進行編排,分為“經”“傳”兩部分。其中“經”一章,是孔子的原話,由孔子的學生曾子記錄;“傳”十章,是曾子對“經”的理解與闡述,由曾子的學生記錄。經過其重新編排,便有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大學》版本。

《大學》歷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學章句》《大學或問》,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明王守仁的《大學問》,清陳確的《大學辨》,清李[圖片]的《大學傳注》等。通行本有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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